建炎元年春，行次长沙，被闰十一月三日指挥，复元官，除资政殿大学士，领开封府事。时金寇再犯阙，前日以和议为然者举皆误国，渊圣感悟，故复召公。然都城围闭，道路阻绝，久之方闻命，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王室。传元帅府檄，方审都城不守，二圣播迁，号恸几绝。次太平州，睹上登宝位赦书，悲喜交集。是时金陵为叛卒周德所据，囚帅臣，杀吏民，焚舟船，劫官府，公即遣使臣赍文檄谕之，令听禀节制勤王，乃肯释甲。然桀骜，不以时登舟，擅驱不当行，士卒欲乘间遁去。既次金陵，因与权安抚使李弥逊谋诛其首恶四十六人，而以其徒千馀人，令提举常平官王枋统之以行。因奏表诣行在贺登极，且辞领开封之命，上书论时事。次宝应，闻降麻告，廷除正议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、陇西郡开国侯，加食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。公荷上特达之知，感极而继之以泣。行次虹县，始被受尚书省劄子，有旨趣召，盖行在前此不知公由江淮以来也。次会亭，上遣中使王嗣昌传宣抚问，赐银合茶药。次谷熟，御史中丞颜岐遣人投文字，封以御史台印，乃论公不当为相章疏，大意谓「张邦昌为金人所喜，虽已为三公、郡王，宜更加同平章事，增重其礼；公为金人所恶，虽已命相，宜及其未到罢之〔一〕，置之閒地」。前后凡五章，皆不降出，故岐封以示公，欲公之留外而不进也。公乃知命相盖出于渊衷独断，而外庭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，益以感惧。会复遣使趣召，遂行。有旨赐御筵于金果园。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传上旨，云尝遣从事郎刘默赍御书由湖北迓卿，书中有「学穷天人，忠贯金石，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挂，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」语。公感泣流涕，遂如行在。上遣使趣见，进对于内殿。见上叙致，不觉涕泗之横流，上亦感动。因奏曰：「金人不道，专以诈谋取胜中国；而朝廷不悟，一切堕其计中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，未有若此之甚。赖天祐我宋，大命未改，故使陛下总师于外，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。兴衰拨乱，持危扶颠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以还二圣，以抚万邦，皆责在陛下与宰相。而考慎之际，首及微臣，自视阙然，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，伏望追寝成命」。上曰：「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，在靖康时宣力为多，特为同列所不容，故使卿以非罪去国，而国家有祸故如此。朕尝欲言于渊圣，欲使夷狄畏服，四方安宁，非相卿不可。今朕此志已定，卿其勿辞」。公顿首泣谢，且道「董耘所传圣语，荷知如此，虽糜捐不足以报德。然臣未到行在数十里间，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，谓臣为金人所恶，不当为相。如臣愚蠢，但知有赵氏，不知有金人，固宜为其所恶。然岐之论臣，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，谓为金人之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。臣愚不知其所喜者为赵氏耶，其所恶者为赵氏耶？今陛下用臣，断自渊衷，而岐之论如此。如臣迂疏，自知不足以当重任，但愿一望清光，乞身以归田里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，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于此」。上笑曰：「岐尝有此言，朕告之以『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』者，岐无辞而退，此不足恤」。公奏曰：「陛下天纵圣明，固不难察此，然臣材力绵薄，实不足以胜任」。因出劄子，再拜力辞，上慰谕久之，遣御药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。时六月一日也。翌日，有旨立新班奏事，对于内殿。同执政奏事讫，力陈不敢当一相之任。上曰：「卿素以忠义自许，岂可于国家艰危之时而自图安閒？朕决意用卿，非在今日，社稷生灵赖卿以安，卿其无辞」。公感泣再拜，曰：「臣愚陋无取，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。然今日之事，持危扶颠，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，在陛下而不在臣。昔管仲语桓公曰：『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能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』。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，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？方靖康之初，渊圣皇帝慨然有图治之意，而金人退师之后，渐谓无事，是非杂揉，且和且战，初无定议。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论事为众人不容于朝，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，自度不足以任责，乞身以退，而谗谮窜逐，必欲杀之而后已。赖渊圣察臣孤忠，特保全之，卒复召用，然已无及矣。不谓今日遭遇陛下龙飞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徒采虚声，首加识擢，付以宰柄，顾臣区区，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？然『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』，如臣孤立寡与，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，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，使臣得以尽志毕虑，图报涓埃，虽死无憾。昔唐明皇欲相姚崇，崇以十事要说，皆中一时之病，类多施行，后世美之。臣尝慕其为人，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听。陛下度其可行者，愿赐施行，臣乃敢受命；其未合圣意者，愿赐折难，臣得以尽其说」。上可之。公因出劄子奏陈。一曰议国是。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，能守而后可战，能战而后可和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。今欲战则不足，欲和则不可，莫若自治，专以守为策，俟吾政事修，士气振，然后可议大举。其二曰议巡幸。大略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，见宗庙，以慰都人之心，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。以天下形势观之，长安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又次之，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。其三曰议赦令。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，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，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，罪废官尽复官职，皆汎滥不可行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。其四曰议僭逆。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，不能临难死节，而挟金人之势，易姓建号，其后不得已乃始奉迎。朝廷尊崇之为三公郡王，参与大政，非是。宜正典刑，垂戒万世。其五曰议伪命。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，鲜仗节死义之士，而奉敌旨、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。昔肃宗平敌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，今宜仿之，以励士风。其六曰议战。大略谓军政久废，士气怯惰，宜一新纪律，信赏必罚，以作其气。其七曰议守。大略谓敌情狡狯，必须复来，宜于沿河、江、淮措置控禦，以扼其冲。其八曰议本政。大略谓崇、观以来政出多门，纲纪紊乱，宜一归之于中书，则朝廷尊。其九曰议久任。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，功效蔑著，宜慎择而久任之，以责成功。其十曰议修德。大略谓上初膺天命，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，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。翌日降出议国是、巡幸、赦令、战、守五劄子，馀皆留中。次日与执政同奏事于内殿，进呈议国是劄子，上曰：「今日之策正当如此」。以次进呈四劄子奏事讫，公留身奏上曰：「臣愚瞽，辄以管见十事冒渎天聪，已蒙施行五事。如议本政、久任、修德三事无可施行，自应留中。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寮二事，皆今日刑政之大者，乞早降处分」。上曰：「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，更俟欸曲商量」。公曰：「张邦昌僭逆之罪显然明白，无可疑者。当道君朝，邦昌在政府者几十年，渊圣即位，首擢为相，奉使虏中。方国家祸难之时，如能以死守节，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，虏人未必不悔过而存赵氏。邦昌方自以为得计，偃然当之，正位号、处宫禁者月有馀日。虏骑既退，四方勤王之师集，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，又遣郎官分使赵野、翁彦国等，皆赍空名告数百道以行。迨彦国等囚其使而四方勤王之师日进，邦昌知天下之不与己，不得已乃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。邦昌僭逆本末如此，而议者不同，臣请备论而以《春秋》之法断之。若都城之人则谓因邦昌立而得生，且免取再科金银而德之，若元帅府则谓邦昌不待征讨遣使奉迎而恕之，若天下则谓邦昌建号易姓，其奉迎特出于不得已而愤疾之。都城德之、元帅府恕之者，私也；天下愤疾之者，公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；赵盾不讨贼，则书以弑君。今邦昌已僭位号，贼退而止勤王之师，非特将与不讨敌而已，其罪为如何？昔刘盆子以宗室当汉室中衰，为赤眉所立，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，而光武秪待之以不死。今邦昌以臣易君，其罪大于盆子，不得已以身自归，朝廷既不正其罪，而又尊崇之，以为三公郡王，参国政，此何理也？议者又谓邦昌能全都城之人与宗庙宫室，不为无功，而陛下登极缘邦昌之奉迎。臣皆以为不然。譬之臣之室家偶遭寇盗，主人之戚属悉为驱虏，而其仆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，幸主人者有子自外归，迫于众议，不得而有，乃欲遂以为功其可乎？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，邦昌何力之有？臣于劄子中论之详矣。方国家艰危，陛下欲建中兴之业，当先正朝廷，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，其谁不解体？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，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？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，乞降旨宣召，臣得与之廷辨。如臣理屈，岂复敢言」？上许之，乃令小黄门宣召黄潜善、吕好问、汪伯彦再对。上语之故，而潜善主之甚力，诘难数四乃屈服，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。公曰：「邦昌当正典刑，何远近之有？借使在近，当幽絷而反尊崇之如此，何也」？潜善不能对。上顾吕好问曰：「卿在城中，知其详，谓当如何」？好问曰：「邦昌僭窃位号，人所共知，既已自归，惟陛下裁处」。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挟朱泚行，后以为悔，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。公曰：「吕好问援朱泚以为例，非是。方德宗之狩奉天，朱泚盖未反也。姜公辅以其得泾军心，恐资以为变，请挟以行，德宗不听而其后果然。今邦昌已僭逆，岂可使之在朝廷，使道路指目曰『此亦一天子』哉」？因泣拜曰：「臣不可与邦昌同列，正当以笏击之。陛下必欲用邦昌，第罢臣，勿以为相，无不可者」。上颇感动，而汪伯彦亦曰：「李某气直，臣等不及」。上乃曰：「卿欲如何措置」？公曰：「邦昌之罪理当诛夷，陛下以其尝自归，贷其死而远窜之，受伪命者等第谪降可也」。上曰：「俟降出卿劄子，来日将上取旨」。翌日，同执政进呈，潜善犹左右之，乃以散官安置潭州。次呈议伪劄子，上曰：「国家颠覆，士大夫不闻死节，往往因以为利，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詈诸王，余大均诱取宫嫔以为妾，卿知之否」？公奏曰：「自崇、观以来，朝廷不复敦尚名节，故士大夫鲜廉寡耻，不知君臣之义。靖康之祸，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，罕有能仗节死义者。在内惟李若水，在外惟霍安国，死节显著，馀未有闻。愿诏京畿诸路询访，优加赠恤。如王及之、余大均，朝廷见付御史台推鞫，必得其实。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，立张邦昌，令吴幵、莫俦传道意旨，往返数四；王时雍、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，令居民结保，不得容隐，以袂联属以往，若囚系然。其后迫道君、东君、后妃、亲王出郊，皆臣子之所不忍言。又受伪命，皆为执政。此四人者宜为罪首」。上以询吕好问，好问以为有之，得旨皆散官，广南远恶州军安置，馀以次谪降。内王及之、余大均、胡偲、陈中等以赋滥系御史台，候结案日取旨。李若水已赠官外，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，有死节者令诸路询访以闻。上曰：「卿昨日内殿争张邦昌事，内侍辈皆泣涕，卿今可以受命矣」。公拜谢曰：「自非陛下英睿天纵，岂能决断如此？天下不胜幸甚。臣虽愚陋，敢不黾勉自力，以图报称」？因为上言：「今日国势比之创业为尤难，正赖陛下刚健不息，以至诚恻怛之意加之，不为群议所动摇，先其大者、急者，而小者、缓者徐图之，信任而责成功，臣乃得以竭尽愚虑，以裨补万一」。复奏曰：「人主莫大于兼听广视，使下情得以上通。陛下即大位已踰月，而检、鼓院犹未置，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务者」。上曰：「屡语执政，犹未措置，卿可即施行」。公因请置看详官两员，于侍从职事官中选兼，应士民上封事，俟降出签拟可施行者将上取旨。有旨兼充御营使，以覃恩告廷转正奉大夫，进封开国公，加食邑一千户，食实封四百户。时六月六日也。是日同执政对于内殿，公奏上曰：「以今日国势而视靖康间，其不逮远甚，然而有可为者，陛下英断于上，而群臣辑睦于下，庶几革靖康之风而中兴可图。然今日之事，须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。所谓规模者，外禦强敌，内销盗贼，修军政，变士风，裕邦财，宽民力，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诚号令以感人心，信赏罚以作士气，择帅臣以任方面，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，俟吾所以自治者。政事已修，然后可以议兴举而问罪金人，迎还二圣，此规模之大略也。至于所当急而先者，莫先于料理河北、河东两路。夫河北、河东者，国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，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。今河东所失者忻、代、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，其馀犹存也。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、怀、卫、浚四州而已，其馀中山、河间、庆源、保塞、雄、霸、深、祁、思、冀、邢、洺、磁、相、信安、广信二十馀郡，皆为朝廷守。两路士民兵将，所以戴宋者，其心甚坚，皆推豪杰以为头领，多者数万，少者亦不下万人。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，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，有以大慰抚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为金人所困，粮尽力困，坐受其敝。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，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，危急无告，必且愤怨朝廷，金人因得抚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，河东置经制司，择有材略者为之使，宣谕陛下德意、所以不忍弃两河于夷狄之意。朝廷应副钱粮告敕，有功者即命以官，其能保全一州、收复一郡，随其高下以为节度、防禦、团练使，如唐方镇之制，使自为守。非特绝其从敌之心，又可资其力以禦敌，朝廷久远无北顾之忧，此最今日之先务也」。佥议亦颇以为然。上曰：「谁可任此者」？公奏曰：「陛下傥采用臣策，臣当询访其人，续具奏」。既退，询于士大夫间，多谓张所可以招抚河北，傅亮可以经制河东，公亦颇闻其为人。张所者，山东人，当靖康间为监察御史，朝廷以金人再犯阙，欲割弃河北，既遣使矣，铁骑薄城，京师围闭。所在围城中，独上言乞以蜡书募河北兵，渊圣许之。蜡书至河北，士民皆喜曰：「朝廷欲弃我于夷狄，犹有以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」？应募者凡十七万人，故所之声满河北。部勒既定，会都城破，谋弗果用。上即位于南都，所首至行在见上，论列且条具应募首领姓名人数、合措置事件以闻。朝廷欲以为郎官，奉使河北，以董其事，会所以察官上章论黄潜善及兄潜厚奸邪不可用，恐害新政，潜善引去，上留之，乃谪所凤州团练副使，江州安置，是时公未至行在也。故众谓招抚河北非所不可。然公以所尝论潜善之故，颇难之。不得已一日过潜善阁子中，相与欸语曰：「前日议置河北招抚司，搜访殊无人可以承当，独以张所可用，又以狂妄有言得罪，傥能先国事，后私怨，为古人之所难，不亦美乎」？潜善欣然许诺。乃荐之于上，且道潜善意。上悦，有旨借所通直郎、直龙图阁，充河北招抚使。遣使臣赍劄子召对，摹画称旨，锡五品服，内府赐缗钱百万，以备募兵半年钱粮，给空名告千馀道，以京畿兵千人为卫，将佐官属听自辟置，一切许以便宜从事。有朝请郎王圭者，真定府人。真定府既破，率众数万保西山，屡胜金人。闻上登极，自山塞间道来，其所谋正与朝廷同，能道河北事尤详，有旨除直秘阁、招抚司参谋官，使佐所。傅亮者，陕西人，以边功得官，谙练兵事。靖康初至京师上封事，请以亲王为元帅，治兵于河朔。其冬复有荐者，再召之，亮至而都城已破，率陕右、京西勤王兵三万人首至城下，屡立功。统御将佐士卒如古人，斩斩整一，无敢犯令者。上即位，亮诣行在，召对，除通直郎、直秘阁。而亮之为人气劲言直，议论不能屈折，执政不喜之，除知滑州。滑两经残破，无城壁，亮上疏自陈曰：「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，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」。执政摘其语，以为悖傲不逊，降通判河阳府。公至行在，亮已行，使人召之乃来，与语连日，观其智略气节真可以为大将者，欲且试之，乃荐于上，以为河东经制副使，而以观察使王𤫉为使。𤫉亦陕西人，累立边功，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。上宣谕亮前疏中语，公广上意而奏曰：「人臣论事，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动人主，激切则近谤讪，故昔之听言者必察其所以，如果出于谤讪，何所逃罪？至于有所激而云，则必恕之以来谠言。如周昌之对高祖，刘毅之答武帝，皆人之所难堪者，而二主恕之，以其有所激故也。亮之言如此，但欲激陛下以归京师耳，非有他故，愿圣度有以含容之。且人材难得，而将帅之材为尤难，如亮者今未见其比，异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。气劲言直乃关陕气俗之常，不足深责」。上乃许如所请，并召对，赐亮五品服，与兵万人、告敕、银绢与川纲之在陕西者，诏京西、陕西漕臣应副粮草，馀如张所已得旨而遣之。初，公建议以料理河北、河东为所当先者，适后宫降诞皇子，率执政入贺，公奏上曰：「皇子降诞，考祖宗故事当肆赦，陛下登宝位赦已旷荡，独遗河北、河东，而不及勤王之师，天下尚觖望。夫两路为朝廷坚守，而赦令不及，人皆谓已弃之，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？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，在道路半年，擐甲荷戈，冒犯霜雪，亦已劳矣。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，恩恤不及，后日复有急难，何以使人？愿因今赦该载德意」。上嘉纳，故皇子赦于二者尤详。又请降诏褒慰两路守臣将佐军民，谕以朝廷措置救援不弃之意。又诏自今有能收复两路已陷州军及救解急危、保全一方、功效显著者，并除本处节度、观察、防禦、团练，依方镇法。命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，命榷货务印造见钱钞，遣使赍送两路州郡。命降见钱钞三百万贯付河北东路、陕西路漕司，广籴应副两路。命起京东路夏税绢于大名府桩管，川纲、河东衣绢于永兴军桩管，以待两路支俵。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，人情翕然，蜡书日至，间有破敌捷报，虏人围守诸郡者往往抽退，且山寨应招抚经制司募者甚众。而潜善建议，令马忠将所部兵，会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万人，捣虚入界，虏必释诸郡之围以自救。公曰：「今日士怯兵弱，恐未可深入，莫若使之与张所协力，先复浚、卫、怀三州，而真定可复」。潜善坚执其议，上可之。公不欲力争，乃以忠为河北经制使，而以张换副之。换者，陕西人，质朴有谋而善战，其材远胜于忠。既使副忠，又令与张所相应援，而换亦以公之策为然。公尝论京西、河北为金人盗贼侵犯，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，有贼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，谓宜褒黜。有旨各增一官，或与职名，或落职。有许高、许亢者，防河而逃遁，会言者论列，编管岭南，至南康军且欲为变，守倅以便宜诛之而待罪。众谓擅杀为非是，公曰：「渊圣委高、亢防河，付以兵将甚众，贼将至而先走，以铁骑五百自颍昌趋江南，沿路劫掠，甚于盗贼，朝廷不能正军法，而一军垒守倅敢诛之，必健吏也。使后日受命捍敌者知退走而郡县之吏有敢诛者，其亦少知所戒乎？是当赏」。上以为然，乃命各转一官。时开封留守阙官，公以为留守非宗泽不可，力荐之。泽至京师，果能弹压抚循，军民畏爱，修治城池楼橹，不劳而办，屡出师以挫贼锋，虽嫉之者深，竟不能易其任也。是时除侍从卿监郎官管职以补班列之阙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，而行在官出自围城中者多求东南差遣，上命公草诏以戒谕之。其后许翰至，公荐之于上，谓翰外柔内刚，学行纯美，谋议明决，宜在左右参决大政。上亦喜其论事，乃以为尚书右丞。初，汴河上流为贼所决者数处，闭塞久不合，纲运不通，命都水使者陈求道等措置，凡二十馀日而水复旧，纲运沓来，间拨入京师，米价始平。又于两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巡检，商价始通，人情渐复旧。命进奏院邸吏分番赴行在，朝廷差除镂板传报外路，增置马递铺，命令始通。纲运入京者还载诸部公案图籍赴行在，官府始有稽考。盖行在草创，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，悉此类也。又进呈三劄子，一曰募兵，二曰买马，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。上皆以为然。又议措置控禦，修举军政，谓宜于沿河、沿淮、沿江诸路置帅府，要郡、次要郡使带总管、钤辖、都监，以寓方镇之法，许其便宜行事，辟置僚属将佐以治兵。又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，并依新法团结，五人为伍，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。二十五人为甲，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。百人为队，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。五百人为部，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。二千五百人为军，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。有所呼召，使令按牌以遣，而逃亡死伤皆可周知。三省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，置籍以受功状，三日不检举施行者必罚，受赂乞取者行军法，许人告，遇敌逃溃者斩，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。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，皆敕榜通衢，将士观者皆奋厉。公又奏宜诏诸路州县以渐修葺城池，缮治器械，有旨依奏。又奏步不足以胜骑，而骑不足以胜车，请以车制颁于京东、西，使制造而教阅之。因绘图进呈，有旨令御营司制造阅习。诸将皆以为可用，乃颁降两路，委提刑司总领之。又奏于沿江、沿淮州郡置造战船，因其俗之所宜，招募水军，平居许其自便，有故则纠集而用之，逐时教阅，量行激赏，得旨如所请。又询访陕西、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，以备将佐偏裨之用，有旨皆召赴行在。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馀日，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。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，公奏上曰：「尧、舜之道，孝悌而已，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。今陛下以上皇、渊圣远狩沙漠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思迎还两宫，致天下养，此孝悌之至，而尧、舜之用心也。今日之事，正当枕戈尝胆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使刑政修、中国强，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。不然，使冠盖相望，卑辞厚礼，朝迎暮请，恐亦无益。今所遣使，但当奉表通问两宫，致思慕之意可也」。上以为然，命公草表并致书二虏酋，乃以周望、傅雱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，赍表及书以往。又奏曰：「陛下当艰难时，为臣民之所欣戴，纂承大统，宜降哀痛之诏，以感动天下。具言金人不道，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，相与扶持保守，以致中兴者。按其所言，次第行之，无为虚文，务施实惠」。上乃命公撰拟诏文进呈颁降。又具劄子乞省冗员以节浮费，上命中书条具，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，复开封府官旧制，减学官员额，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，罢两浙、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，复幕职曹官旧制，非万户县不置丞，罢吏员三分之一。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，不得过朝请大夫，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，应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待制以上并罢，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，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，有旨从之。是时剧贼李昱扰山东，杜用起淮南，李孝忠乱襄阳，皆遣将讨平之，其馀降者十馀万。一日论及靖康间事，上曰：「渊圣勤于政事，省览章奏有至于终夜不寐，而卒有播迁之祸，何也」？公奏曰：「渊圣在东宫，令德闻于天下，及即大位，适当国步艰难之时，勤俭有馀而为小人之所惑，故卒误大事。人主之职但能知人，虽不亲细务，大功可成」。上以为然。公因论「靖康之初，金人犯阙，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，道君内禅一也，渊圣固守二也。使其后更得一策，中国可以无事，而和战两者皆失之，遂致大故，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。方金人初犯阙，提兵不过六万人，既薄城下，累日攻击，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，不可攻，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。臣献策渊圣，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，有不可许者，宜遣使者往来欸曲与之商议，俟吾勤王之师既集，然后与之约，其可与者许之，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，则约易成而和可久。当时不以为然，一切许之，其后果不能如约，遂再入寇，此失其所以和也。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馀万，臣献策渊圣，以谓兵家忌分，宜使节制归一，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，以重兵与之相临，而分兵收复畿邑，使无所得粮，俟其困而击之，一举可破。当时不以为然，置宣抚司，尽以勤王之兵属之，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，而朝廷惩劫寨小衄，不复议兵，敌退又不肯邀击，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，而中国之势日弱，此失其所以战也。一失机会，悔不可追。今日机会尤不可失，愿陛下以靖康为鉴，审处而决断以应之，庶可以成功」。上曰：「靖康之初能守，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，何也」？公奏曰：「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，其势不同，条目甚多，臣请论其大者。金人初入寇，未知中国虚实，亦无必犯京阙之意，特中国失备，无兵以禦之，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，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；及其再来，两路并进，遂有吞噬中国之心。此其不同者一也。靖康之初，贼至城下，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；及其再来，敌已围城，始以蜡书募天下兵，遂不及事。此其不同者二也。靖康初，贼寨于西北隅，而行营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，四方音问络绎不绝，勤王之兵既集，贼遂敛兵不敢复出；其后再来，朝廷自决水以渰浸京城西北，瀰漫数十里，而东南不屯一兵，使贼反得以据之，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，而外兵亦不得以进。此其不同者三也。渊圣即位之初，将士奋励用命；其后赏刑失当，人心稍解体。此其不同者四也。金人围城之初，城中置措有叙，号令严肃，昼夜循抚，未尝少休；闻其后无任责者，贼至造桥渡壕，恬不加恤，以十万人登城，将士遂溃。此其不同者五也。臣在枢密院时，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，降诏书已累月，及臣宣抚河北，即诏减罢太半。盖朝廷专恃和议，以谓金人必不再来，一切不为之备。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，势不同而患祸生于所忽也」。翌日奏事，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、与金人约和、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、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之兵章疏进呈，上皆命留中。公因奏上曰：「靖康间虽号通言路，然台谏官议论鲠峭者皆远贬，其实塞之也」。乃纳劄子，劝上以明恕尽人言，以恭俭足国用，以英果断大事，上皆嘉纳。与执政同奏事，因纳劄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，修茶盐之法以通商贾，刬东南官田，募民给地，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，籍陕西保甲、京东西弓箭社，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，又请于陕西、河北东路、京东西置制置使，以远近相应援，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，进呈取旨。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，而馀事以公罢政，皆不果行。初，公尝从容奏上曰：「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、河东以为藩篱，葺治军马，讨平贼盗，内则修政事，明赏刑，皆渐就绪，独车驾巡幸，所诣未有定所，中外人心未安。夫中原者，天下形势根本，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。臣尝建巡幸之策，以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。今纵未能行上策，犹当适襄、邓间，示不去中原，以系天下之心。近日外议纷纭，皆谓陛下且幸东南。果如所言，臣恐中原非复我有，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，难复振矣」。上曰：「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，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，训练将士，益聚兵马，虽都城可守，虽金人可战」。公再拜赞上曰：「陛下英断如此，乞降诏以告谕之」。乃命公拟撰诏文颁降，榜之两京，读者皆感泣。后半月，上忽降出手诏，欲巡幸东南以避狄，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。公极论其不可，且言：「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，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，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，一委中原而弃之，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关辅，盗贼且将蜂起，跨州连邑，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，况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！惟南阳光武之所以兴，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，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；西通关中，可召将士；南通荆湖、巴蜀，可取财货；东达江淮，可运粮饷；北距三都，可遣救援。暂议驻跸，自冬徂春，两河措置就绪，即还汴都，策无出于此者」。上乃收还巡幸东南手诏，令与宰执商议。翌日再具劄子，援楚、汉荥阳、成皋间，曹操、袁绍官渡事，论天下形势于上前。且曰：「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，固甚安便，但中原安则东南安，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？一失机会，虽欲保一隅恐亦未易，臣诚不敢任此责。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，人心悦服，奈何诏墨未乾，失大信于天下？愿断自渊衷，以定大计」。上乃许幸南阳，将以秋末冬初择日启行，而潜善、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，其议颇传于外。客或谓公曰：「士论汹汹，咸谓密有建议者，东幸已决，南阳聊复尔耳，盍且从其议乎？不然，事将变」。公曰：「天下大计，在此一举，国之安危存亡，于是乎分，成命已行，傥或改易，吾当以去就争之。且上英睿，必不为异议所惑。不然，吾可贪禄保身、虚受天下之责哉」？然自是虽未尝有改议巡幸之命，而初公每因留身奏事，从容论治体，及有所规谏，虽苦言逆耳，上皆嘉纳，至是，陈奏当世急务、拟进指挥多不降出，及每批出，改易已行指挥颇多。公知谮愬之言，其入已深，一日留身奏上曰：「臣近日屡烦宸翰改正已行事件，臣逐一按据辨明，幸蒙圣察，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。顾臣孤拙寡与，独荷陛下特达之知，忌娼者多，恐阴有谮愬而离间臣者。夫君子、小人，势不两立，治乱安危，系其进退，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」。因出劄子，极论君子、小人之理，以谓：「臣昨日奏事，论及人主之职在知人，虽尧、舜犹以为难，诚能别白邪正，使君子、小人不至于混殽，然后天下可为。伏蒙宣谕，『知人亦非难事，但考其素行则知之』。窃仰圣训，诚得知人之要」。且言：「疑则当勿任，任则当勿疑，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，愿致察于此」。上慰谕曰：「无此，但朕思虑偶及之耳。其馀章疏见省览，非晚降出」。公拜谢而退。至八月五日，告廷迁公银青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，加食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，而除潜善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。既命两相，则潜善显沮张所而罢傅亮，公以去就争之，遂定进退，虽知堕潜善策中，盖势不得不然也。初，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，建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即渡河，移司恩、冀，以图收复。而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搔扰，不当置司北京，故附潜善、伯彦，相与谋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。公奏曰：「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日渡河，今所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，故未行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搔扰而言不当置司。方时艰危，朝廷欲有所经略，益谦小臣，乃敢非理，公然沮抑，此必有以使之者」。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，就绪日疾速渡河，张益谦令分析以闻。既劄下矣，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，凡千馀言，痛诋招抚司。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，公始见之，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旨挥同将上进呈，与伯彦悫争于上前。公奏曰：「张益谦所奏，尚书省已得旨行下，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，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，以细故而害大计，沮抑张所耳。沮抑张所，有何所难，致误国家之大计，将谁任其责」？伯彦茫无所对，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。上乃令枢密院改正，依前降指挥施行。既不得逞，即又为傅亮之争。初，王𤫉、傅亮既受命为经制使副，即画一申朝廷，以谓「河东州县多为金人所陷没，至于陕西接连如河中府、解州亦为所据，与陕府相对，以河东为界。今经制司所得兵才及万人，皆乌合之众，其间多招安盗贼溃散之兵，未经训练拊循，难以取胜，乞于陕西置司训练措置，招募陕西正兵及将家子弟，结连河东山寨豪杰，度州县可复即复之，可以渡河即乘机进讨收复」。有旨从之。才十馀日，枢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，即日过河。亮申「今欲即令过河，无不可者，但河外皆金人界分，本司措置全未就绪，既过河后，何地可为家计？何处可以得粮？乌合之众，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，何自可以得兵？亮等不足惜，第恐有误国事」。公将上进呈，奏曰：「经制司军旅未集，遽违前议，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，正所以为贼饵，不见其利也。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馀日，岂可使以为逗遛，不若只依前降旨挥为便」。潜善、伯彦执议，圣意颇惑，依违不决者累日。公留身极论其理，具言：「潜善、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，赖圣鉴察之，不得行其志，又极力以沮傅亮。盖招抚河北、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，而张所、傅亮又臣所荐用，力沮二人，乃所以沮臣，使不安其职。臣每见靖康大臣不和之失，凡事未尝不与潜善、伯彦商议而后行，不期二人乃误用心如此。如傅亮事理明白，愿陛下虚心以观之，则情状自见」。上曰：「俟批出，只令依元降旨挥于陕府置司」。至翌日批出，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，可罢经置司，赴行在。公留御批，将上奏曰：「臣昨日论傅亮事，已蒙宣谕，俟批出依元降旨挥。继奉御批，乃罢亮经制使，不知圣意所谓」。上曰：「亮既兵少不可渡河，不如且已」。公奏曰：「臣论傅亮，乞依元降旨挥，非谓不使之渡河。缘军旅未集，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，必为金人所溃。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，阴有以荧惑圣听，欲以沮臣使去耳。圣意必欲罢亮，乞以御批降付潜善施行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，非敢轻为去就。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，使亮不罢，则臣何敢决去」？因再拜榻前，上犹慰谕，谓不须如此。公退，闻亮竟罢，乃入表劄求去，上遣御药宣押赴都堂治事，复入第二表劄，皆批答不允。翌日，遣御药宣押赴后宫起居，随宰执奏事讫，公留身，上曰：「卿所争事小，何须便为去就」？公奏曰：「人主之职在论一相，宰相之职在荐人材，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，恐不可谓之小事。傥以为小，臣以去就争之，而天意必不可回，臣亦安敢不必去」？因再拜榻前，复奏曰：「臣以愚惷仰荷眷知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龙飞之初，首命为相。潜善、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，方虚位以召臣，盖以切齿。及臣至而议论伪楚、建请料理河北河东两路、车驾巡幸宜留中原，皆与之不同，而独陛下嘉纳听从，固宜为其媢嫉，无所不至。臣独立群枉之中，独赖陛下察之，得以尽其区区之愚。如傅亮之事，晓然无可疑者，又不蒙圣察，是臣荐进人材不足用，议论国事不足采，其失职大矣，岂敢复任宰相哉？方朝廷承平无事之时，宰相犹可尸禄，今艰难多故之秋，当惜分阴。臣自度终无以当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责望，敢久居此以妨贤路哉？且臣尝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去中原，潜善等必以此动摇圣意，故力沮张所、傅亮而去臣。臣东南人，岂不愿奉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？顾车驾巡幸实天下人心之所系，中国形势之所在，一去中原则后患有不可胜言者，故不敢雷同不说，以误大事。愿陛下以宗社为心，以生灵为意，以二圣未还为念，留神于此，勿以臣去而其议遂改也。臣仰荷天地之德，虽去左右，岂敢一日忘陛下？不胜犬马依恋激切之至」。因泣辞而退，遂上第三表劄。客或谓公曰：「公决于进退，于义得矣，顾谗者不止，将有患祸不测，奈何」？公曰：「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，则全吾进退之节而已，祸患非所恤也。畏祸患而不去，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？天下自有公议，此不足虑」。翌日降麻告庭，除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杭州洞霄宫，加实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。时八月十八日也。以九月半抵镇江府，闻辛道宗之兵变于秀州，宿留不行者半月。闻其掠毗陵，焚丹阳，遂以客舟由外江以归梁溪。而言者又言公遣弟纶与贼通，且倾家赀以犒贼，为绯巾数千顶与之，朝廷不复究问其实，有旨落职，令鄂州居住。附会时宰者尽形于制词，谗谤如此，自非上恩保全，有以照见其无他，虽欲处江湖之善地岂可得，而纶亦且死于非辜矣。公荷上知遇，付以国事，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而罢。既罢之后，张所亦以罪去，傅亮辞母病不赴行在而归陕西，招抚、经制司皆废，车驾遂东幸，而两河郡县皆陷于贼。金人以次年春扰京东西，深入关辅，残破尤甚。凡募兵、买马、团结、训练、车战、水军之类，一切废罢。中原盗贼蜂起，跨州连邑，朝廷不能制，率如公之所料也。二年十月，有旨谪降官不许同在一州，移公澧州居住。会有上书讼公之冤者，复有论列。十一月，责授单州团练副使，移万安军安置。三年，行次琼州，三日而德音放还，任便居住。四年，自岭表访家鄱阳。未几，挈家还邵武。七月，复银青光禄大夫。绍兴元年三月，提举杭州洞霄宫。九月，复资政大学士。

臣近具劄子，措置臣虽登揆路日浅，偶在病假几月，而备员帷幄，已阅二年，辅赞无状，乞正典刑，未蒙俞允。臣恐惧震越，愈不遑安。然以谋国于艰难之时，不能弭患，而脱身于颠沛之际，反获便私，不敢不体圣意。已具奏负国之罪终不可逭，陛下天下之法终不可废，候今日之祸患稍宁，乞重加窜殛。讫今月十八日，尚书省据御史中丞张澄状，已进内劄子论臣与黄潜善等致主上蒙尘，宗社危逼，乞重赐黜责，实当公议。伏乞检会臣初奏事理，速赐施行，以公天下。臣更不供职，以俟威断。

臣缘御史中丞张澄状申尚书省，称上章弹奏臣致主上蒙尘，宗社危逼，乞赐窜黜，臣昨日与黄潜善各具劄子奏不敢供职，乞寘典宪。蒙圣慈不允，差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批旨。臣遵禀圣慈，感剧颜厚，退惟罪戾，实不可逃。伏念臣智昧知几，才疏应变。初以中原系望之重，本出爱君；终然万乘仓猝而行，乃成误国。故尝自劾，恳正邦刑。乃蒙明綍之攽，未即俞音之赐。载惟未济，如在中流。思羁绁之奉，而安忍去陛下于艰难之时；念宵旰之劳，而不敢以洁己为便安之计。固欲奉诏以体国，不容忍耻而在公。岂惟难弭于人言，抑亦已深于鬼责。退省无状，曷尚妨贤？冀选贤才，以图底定之功；蚤窜愚臣，以为失职之戒。庶几允协物论，畏服公朝。臣更不敢供职，恭俟威命。

昔张浚入蜀，抡为之鹰犬。去岁浚独相，自以黄潜善乃王黼之党，每持邪说，以司马光为非，以王安石为是。至再修神宗实录，抡攘臂其间，略无所忌。浚败，乃焚毁签贴。国家大典，岂宜屡易，以徇权臣之私意？

宗泽字汝霖，婺之义乌人。天姿沈毅，识度深远，才敏而用周，至大至刚之气始终不屈。读书过目不忘，尤邃于《春秋左氏》。程文有「心不可欺」之说，有司喜曰：「吾为朝廷得人矣」。登元祐六年第，宣仁圣烈垂帘，有诏对策限以字数。同辈相告，必如诏可中程。公曰：「事君自今日始，岂可希前列，效寒蝉乎」？遂力陈时病，几万馀言。八年，以将仕郎调大名府馆陶县尉，尝摄邑事。吏以少年易之，及听讼迎刃而决，不淹月大治。吕惠卿移帅鄜延，以幕属辟公，力辞不受。调衢之龙游令，丁内艰。服除，调胶西令，按治宿奸，不畏强禦，捕群盗数十，焚其庐，威誉赫然。丁外艰，服除，调晋州赵城令，言于朝曰：「赵城前有并河、汾阳之险，后有晋绛、蒙坑之固，左霍邑，右太行，沃野百里，实用武之地。乞援楚之涟水、澶之德清，命以军额屯兵，以备不虞」。不报。公曰：「今固承平无虞，他日当有知吾言者」。政和三年，知莱州掖县，部使者以朝命科取牛黄，公力拒得免。公曰：「吾之为邑，始之以信，济之以威。信既孚矣，威亦何用」？五年，通判登州。时朝廷遣使由海道与女真结盟，公忧形于色，曰：「军衅自此始矣」。有道士高延招倚林灵素，凌蔑郡邑，公穷治其罪不顾。及公丐祠而归，结庐山水间，有终焉之志。道士以公改建神霄宫不当，诉于朝，而灵素主之，遂褫秩羁置镇江。公闻命就道，无纤芥愠。宣和三年始复承事郎，就差镇江府酒官。靖康元年北虏犯阙，既退，诏侍从举知，御史中丞陈过庭以公荐。八月，召擢宗正少卿使虏，以和议名。公曰：「虏情不可测，名不正则徒取辱耳，请改为计议使」。且谓人曰：「此行必不返」。问其故，则曰：「某岂能屈节虏庭，上辱君命邪？必死贼」。议者以公太刚，改命刘岑。九月出知磁州，时太原失守，真定被围，即日单骑渡河，缮城浚隍，治器械，募义兵，增价入粟，为必守计。不逾月而备。上疏乞邢、洺、磁、相、赵各募精兵二万教习之，使常有十万兵递相为援，上嘉之。诸郡议不合，虏再南骛，公大治兵，与滑、浚相掎角。虏知有备，乃东趋大名魏县，由李固渡渡河，乃分兵攻磁。公命神臂弓射退，出义勇，追斩数百级，士气益奋。时王云请康王使虏和，至磁，公迎谒曰：「闻虏已由李固渡渡河矣，万一如肃王为虏所留，虽悔何及」？力请辍行。会百姓亦怨王云邀王徇虏，杀王云，遮马留王，王遂还相州。虏已围京城，十一月上除王为兵马大元帅，公与汪伯彦为副元帅，以师入援。十二月丁丑，公与裨将秦光弼、张德邀虏于李固渡口，夜捣其垒，破三十馀寨。翌日王檄诸郡发兵会大名。癸未，公至大名，王议师所向。公请直趋开德，入解京城之围。汪伯彦犹以和议难之，独王以为然。戊子，公提兵二万趋开德击虏，十三战皆捷。会京城遣张澄持诏书同虏骑叩开德，问王所在，且言虏再议和，援兵未宜遽进。公曰：「此为虏所胁，来款我耳」。命壮士射之，虏遁。已而王命与黄潜善分统勤王诸军，王檄诸帅以虏怀诈伪和，实杜四方之师，宜审料敌势，可进则进。公示诸将曰：「王已酌知虏情，吾等可坐视乎」？请王遍檄诸道，约日同进。时赵野为北道都总管，范讷为河北河东宣抚使，合军南京，号宣总司，偃然自卫，殊无进兵意。公移书，以大义切责之，皆不答。向子諲驻宿，赵子崧守陈，何志同守许，闾丘升守濮，曾懋守曹，列屯环京城，无敢动。翁彦国以经制使总东南兵驻泗，不行。公独以孤军进至南华，命裨将陈淬出虏不意击之。虏自宛亭逼兴仁府，分兵寇开德。公遣孔彦威与战，又破之。公度虏必犯濮，密戒权邦彦为备。虏果至濮，公遣二千骑为援，败之。虏复向开德，邦彦、彦威合击，又破之。公亲率诸军进卫南，曰：「两国既和，我欲入觐君父」。遂挥而前。虏陈兵以待，公曰：「今前后皆虏壁，进退等死耳，当死中求生」。人人争奋，无不一当百，虏遂大败，斩首数千。虏益生兵，阳败而却。公曰：「彼十倍于我，一战遽却，是必有谋。若袭我，则殆矣」。即徙军南华。虏果夜至，得空壁，大惊。次日公自南华过河袭击，又败之。公所得俘囚，问京城动息，又得王檄，知二圣北狩，天族偕迁。公北向号恸，即日自临濮趋滑州，由黎阳大伾邀乘舆，孤军进战，他军无一会者。及闻张邦昌僭位，即回戈内向，先遣健步持檄慰抚京城。又得王书，言僭伪义当征诛，闻其出于权宜，未可重扰京城，不若按甲近畿，移书问故，候得其实，讨之未晚。公即移师观衅，且复王书曰：「奸臣邦昌窃据宝位，改元肆赦，止勤王兵，篡迹显然。自古奸臣其初未尝不伪为谦退，中藏祸心。今二圣诸王北去，惟大王在，天意可卜。正宜有以归天下之心，不可缓也」。及闻都城反正，贻书于王曰：「今日国之存亡，在大王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道耳。所谓道者，其说有五：一曰近刚正而远柔邪，二曰纳谏诤而拒谄谀，三曰尚恭俭而抑骄奢，四曰体忧勤而忘逸乐，五曰进公实而退私伪」。公谓人曰，结怨王之左右矣，不恤也。又累表请早决大计。王命公总诸将于长垣、韦城、卫南、南华屯卫。五月，王即位于南京，诏公入对，一论人主不可以喜怒为赏罚；二论人主职在任相，顾于稠人广众之中不以亲疏，不以远近，虚心谨择，参以国人左右之言，爰立作相，毋使小人参之；三论臣下有怀奸藏慝，嫉贤蔽善者，当使耳目之官沥心弹纠，毋有所隐。上纳其言，将留公，黄潜善、汪伯彦恶之，出公知襄阳府，复有割地请和之议。公上疏曰：「陛下初绍大统，奈何遽听奸臣之言，欲割地以啖虏乎？前日靖康奸臣未尝议遣，朝说一言以告和，暮献一说以乞盟，词卑礼厚，惟虏是徇，终有前日之祸，宜人臣弗与虏共戴天而俱生。臣意陛下亦赫然震怒，一洗前日之耻，未闻有所号令，作新斯民，岂可复徇奸邪之议哉！为是说者既不忠不孝，又坏天下忠义心而褫其气，臣愿躬冒矢石，为诸将先」。上壮其言，改知青州。会李纲入相，公与语及国事，慷慨流涕。纲为上言，绥集旧邦，非泽不可，遂徙知开封府。是时虏兵初退，兵备废圮，盗贼纵横。公下令曰：「为盗者赃无轻重，并从军法」。由是群盗屏息，人情始安。王善者河东之巨寇也，领兵七万叩濮州，谓京城残破，不足语勇，直欲据之。公自料势未易敌，戒都统以下守城，吾将亲招之。单骑竟造贼巢，善亦讶公之来，约与公会。公略不出一语，但执其臂，仰天号恸。徐曰：「朝廷二百年涵养，当危难时无一人出为时用，使当时如有公一二辈，岂复有今日之患？今正立功之秋」。王善为公忠义感动，亦同声而泣，且曰：「敢不效力」！公附耳语之曰：「来日当以节度使相处」。诸将谓公此行不复返矣，及公归，诸将出迓，公曰：「事毕矣」。善随以状至，欲卜领众归降，且有解甲带甲之请。公书「从便」二字，善益心服。越三日来降，众疑不决，人情汹汹，公独信之笃也。善以五百甲骑从，馀皆解甲。既至，左右止之曰：「此留守司门，擅入者处斩」。善乃下马趋入，拜于庭。公继以礼接之，曰：「公礼相见，不得不如此」。延之以饮。临行曰：「昨已许公节度使，先授照帖，当即具奏」。善大喜，且请到寨抚诸将，公许之不疑。既入寨，第赏有差，自是军声大振。又有王再兴掠西京，李贵往来淮上，杨进者号没角牛，及王进等头项人，所至侵掠。公遍遣人谕以祸福，招来之。群盗素服公名，相继而至，杨进者尤所敬慕。公曰：「军中老弱妇女久被驱虏，吾不忍其无辜，宜尽释之」。进等奉命，诸军所放几二万人。杨进屯城南，王进屯城北，二人气不相下，一日领众相拒于天津桥，都人颇恐。公以片纸喻之曰：「为国之心固如是耶？当战阵立功，胜负自见」。二人相顾，惭沮而退。公之去磁也，以州事付兵马钤辖李侃，中军将李世隆与将校郭进杀侃为乱，至是与其弟世兴将三千人归公。世隆入拜，公诘其乱之由，世隆词服。公笑曰：「河北陷没，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没耶」？命引出斩之。时众兵露刃于庭，世兴佩刀侍立，左右皆悚然，徐语世兴曰：「汝兄犯法当诛，汝能奋志立功，足以雪耻」。世兴感泣。其后虏犯滑，公谓世兴曰：「试为我取之」。世兴欣然受命，励众至滑，掩虏不备，急攻之，斩首数百以归，公复厚赐之。丁进者亦巨寇也，其初来降，人情鼎沸，谓非真降者，或请以兵阴卫。公曰：「不然，正当披心腹待之。虽木石可使感动，况人乎」！及进至，公慰劳存抚，又呼首领者数人饮食之，待之如故吏。明日按其寨，进益感畏，党有阴结为乱者，进自擒杀之，有相率遁者，进自追治之。马皋者进之次也，每战必先登，一日伤而还，公方抚劳而羽报又至，公曰：「谁可代汝行者」？皋曰：「非皋不可」。裹疮而前，数日擒一酋而归。赵海亦招贼之雄也，屯板桥，辄堑路设桥以阻行者。闾勍刍者八人过海营，海怒曰：「我畏闾太尉邪」？悉脔之。侦者以闻，公呼之，海以甲士五百从。公方接客，遽语曰：「杀刍者谁」？海曰：「无之」。出报状示海，具服，命械系狱。客曰：「姑徐之，奈甲士何」！公曰：「何怯邪？治海者某，诸公何预」？喻次将曰：「领众还营。赵海已械送所司，告偏裨善护卒伍」。明日诛海，闻者股慄。会公拘囚虏使，议者纷然。独许景衡言：「臣闻宗某之为尹，政术卓然过人，诛锄强梗，抚循善良，都城帖息，莫敢犯者。又方修守禦之备，历历可观。臣虽不识其人，窃用叹慕。开封乃宗庙社稷之所在，茍欲别选留守，不识今之缙绅，其威名政绩亦有加于泽者乎？伏望上为宗社，下为生灵，特赐主张，厚加任使」。疏入，上大悟，封示公。公感上知，益自奋励。且造决胜战车千二百乘，每乘五十有五人，十乘为队，坐作进退，周旋曲折，可以应用。又据形势立二十四壁于城外，驻兵数万，往来按试，周而复始。沿河鳞次为垒，结连两河山水寨及陕西义士，开五丈河以通商旅。京畿濒河七十里，命十六县分守，开濠植鹿角。守备已固，乃上表略曰：「今逆胡尚炽，群盗继兴，比闻远近之惊传，已有东南之巡幸。此诚王室安危之所系，天下治乱之所关。虑增四海之疑心，谓置两河于度外，因成解体，未谕圣怀」。不报，又疏云：「回銮汴京，是人心之所欲；妄议行幸，是人心之所恶。京师乃祖宗二百年基业，今陛下一归，王室再造，中兴之业复成」。每疏奏，上以付中书，黄潜善、汪伯彦皆笑以为狂，张悫独曰：「如泽之忠义，若得数人，天下定矣」。二人语塞。十二月，虏驻兵于河之北，稍稍南渡，西犯汜水，北侵胙城，时扰滑、浚。公所屯河上诸寨，欲并兵禦之，因乞济师。或曰：「贼锋未易当，不若坚守自固」。公曰：「去冬之变，正坐此也」。命统制刘衍趋滑，刘达趋郑，各与卒二万、战车二百乘以往。初，岳飞犯有司，将正典刑。公一见奇之，曰：「此将材也」。不加之罪，留之军前。至是遣为踏白使，以五百骑授之，曰：「汝罪当死，吾释不问。今当为我立功，往视敌势，毋得轻斗」。飞谢罪禀命，鼓勇而前，竟与虏接，败之。公喜，擢统领，后迁统制，自是每出必捷。建炎二年正月，虏复自郑抵白砂镇，距京城四十里，都人恐甚，僚属议守禦之策。公方延客围棋，谈笑自若，众不敢言而退，各以己意部分兵伍，撤城隍之梁，乘城而备。公曰：「何张皇如是」？命诸军解甲归营，曰：「吾遣刘衍，必能禦寇」。复选精锐数千益之，潜戒曰：「宜绕出虏后，设伏以待，伺至击之」。又谕吏曰：「上元在迩，可举旧例张灯」。因弛夜禁，士民游观如平时，虏不敢进。衍与战，大破之，遂复延津、胙城、河阴，收其辎重。甫及收灯，捷书已至，众益大服。时有诏诸路兵马以勤王为名，因聚为寇，议所以杜绝之。公上言曰：「向者京城初围，天下忠臣义士愤痛争奋，越数千里勤王。当时大臣无谋，不能抚而用之，致有前日之变。勤王之兵例皆抚弃，犒劳赏给不沾，流离困死，弱者沦于沟壑，强者变为寇盗，岂其本心，皆上之人无以处之故尔。今乘舆移跸淮甸，中原民无依归，故奸宄乘兴而起，且河东、河西不肯从虏者皆自保山寨，黥其面，各立名号，以坚报国之心。今所攽黄榜有云『遂假勤王之名，公为聚寇之患』，如是则勤王者解体，而河东、河西民皆失望。臣固知非陛下之本心，乃代言者不能推广德意失言。愿别降诏，以慰元元」。二月，虏犯西京，公命统制官李景良、阎中立、郭俊民等领兵万馀所趋郑，大战，为虏乘，中立死之，俊民降虏，景良南遁，公捕得之，曰：「一胜一负，兵家之常，不胜而归，罪犹可恕，私自逃遁，是无我也，兵法固如是邪」？命斩之。继而俊民与虏将史官人、燕人何仲祖、王义等以数百骑直抵八角镇，与丁进遇，擒之。初欲持书诱公，既生致麾下，公曰：「郭俊民吾统兵官也，失利就死，尚可为忠义鬼，后有知者，不失血食。今全躯茍活，反为虏人用，何面目见人乎」？命斩之。谓史官人曰：「京城不守，主上巡幸，领重兵在近畿，命我守此，有死而已。何不以死敌我，反为儿女子语胁我邪」？亦斩之。谓何仲祖曰：「尔本吾宋人，胁从而来，岂出得已」？犒而纵之。虏又犯滑，公曰：「滑冲要必争之地，失之则京城危。不欲再劳诸将，我当自行」。梁州防禦使张撝请自效，公大喜，即以锐卒五千授之。众至滑，率将士迎敌，虏众十倍，或请少避之，喜曰：「退而偷生，何面目见宗元帅」？鏖战至暮，虏少却，公遣统领王宣以五千骑往援，未至，撝再战死之。后一日宣与虏大战于北门外，士卒争奋，虏退河上，宣曰：「虏必夜济」。收兵不追。及半济而击之，杀伤甚众。公命载撝丧归，为之服缌，厚加赙恤，仍请于上，赠撝拱卫大夫、明州观察使，录其家四人。虏自是不复犯东京矣。王策者辽之旧将，善用兵，虏以千骑付之，往来河上。公密遣统制官王帅正擒之，释缚解衣，坐之堂上，喻以归义协讨。策感泣，誓以死报，且具言虏中虚实。公益喜，大举之计遂决。时招抚河南群盗聚城下，又募四方义士合百馀万，粮支岁半。公闻西河州县虏兵不过数百人，馀皆胁使胡服，日夜望王师之来，复上疏，大略言：「今之士大夫曾不为陛下思祖宗基业为可惜，父母兄弟徯望救援之意，西京陵寝为贼所据，未有寒食祭享之所。又不为陛下思京师者天下之根本，亿万生灵之涂炭。陛下不早回九重，则天下靡有定止」。上遣中使抚喻。时契丹九州人日归中国者，公引近座侧，推诚与语，期奋忠义，给资粮遣之。且赐以公凭，候官军渡河以为信验，各令持数百本。又为榜文散示陷没州县，及为公据付中国被虏在北之人，连结诸路豪杰，曰事可举矣。会诸将约日渡河，故表请上还京尤力，且言：「丁进有众数十万，愿守京城，李成愿扈从还阙，杨进等领众百万，愿北渡。兹三头项人皆同寅协恭，共济国事。陛下速归九重，盗贼戎虏皆无足畏矣」。不报。五月再上疏，且言：「今城壁已增固，楼橹已修饰，龙濠已开浚，兵械已足备，寨栅已罗列，战陈已习熟，人气已勇锐。蔡河、五丈河皆流通，陕西、京东、滑台、京洛蕃贼已皆掩杀。望陛下毋听奸臣之言，以失两河之心，沮万民之气」。又奏曰：「臣欲乘此暑月，追王彦八字军取怀、卫、浚、相等州，遣王再兴护西京陵寝，马广等取大名、洺、相、真定，杨进、王善、李贵等各以所部分路并进。既渡河，则山水寨忠义相应者不啻百万。愿陛下早下还京之诏，臣当为诸将先，则我宋中兴之业必可致」。疏入，黄潜善等忌公，沮之。公尹京几岁，武备不扰而办，屡出师剉虏，抗疏请上还京，凡二十馀奏。初述都人之言曰：「陛下何不认我宗庙乎？何不眷顾我朝廷乎？何为使我社稷无所依乎？何轻舍我生灵使无仰乎？是都人之望陛下切切如此」。中则斥大臣之奸臣：「托曰时巡，意图偏伯，忘宗庙朝廷之重，违天地神明之心，弃大一统之规模，毁二百年之基业。且天下陛下之天下，彼奸臣何恤于存亡？如京师陛下之京师，想憸佞安知夫去就，但知亲属归在江湖，宁顾中原变为夷狄」！终则力陈其不忠不义者「持禄保宠，动为身谋，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之基业不足惜，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藏不足恋，谓二圣天眷不足救，谓诸帝陵寝不足护，谓周室中兴不足绍，谓晋惠覆辙不足羞，谓巡守之名为可效，谓偏地之伯为可述。储金帛以为贼资，桩器械以为贼用。禁守禦之招募，虑勇敢之敌贼也；掊保甲以助军，虑流移之复业也。欺罔天听，凌蔑下民，凡误国之事，无不为之」。言极切至，而嫉者益深，公叹曰：「吾志不得伸矣」。疽发病甚，诸将排闼入问。公矍然起曰：「吾固无恙，正以忧愤成疾耳。而能为我歼灭丑类，以成主上恢复之志，虽死不恨」。众皆掩泣，曰：「愿尽死」。诸将出，公曰：「吾度不起此疾。古语云『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』」。遂薨，实七月十二日也，年七十。遗表犹赞上还京，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，其末云：「嘱臣之子记臣之言，力请銮舆亟还京阙，大震雷霆之威，出民水火之中。夙荷君恩，敢忘尸谏」！上已除公门下侍郎、御营副使，依前东京留守，命未下而讣闻，赠观文殿学士、通议大夫，谥忠简。以杜充代公留守，都人请于朝，以公子颖得士卒心，请继其任，诏以颖充留守判官。充无意于虏，尽反公之所为，将士去者几尽，两河豪杰皆不为用。颖力丐终丧，以归葬于京口之岘山。公平生律己甚严，自奉甚薄，方谪居时饘粥不继，吟啸自如。晚年俸入虽稍厚，食不重味，衣弊不易，曰：「君父方侧身尝胆，臣子乃安居美食邪」？亲戚故旧贫者辄予之，家无留储。同舍生林迪先公登第，音问不通者累年，一日挈家谒公，继以疾告。公往视，尚能以后事属公。既卒，公恤其家备至，以其女妻修职郎康森，且以己女妻森弟劦，以申亲好。其子从公讨贼，补官为文登令。公之急义如此者众，依公活者几百人。死之日风雨晦冥异常，连呼「过河」者三，无一语及家事。都人号恸，朝野相吊出涕。三学之士为文哭公者千馀人。子颖终兵部郎中。孙五人：嗣益、嗣尹、嗣旦、嗣良、嗣安。曾孙十有五人。曾懋志其墓云。

臣伏睹近降指挥，黄潜厚除户部尚书。除目始下，外议纷然，咸谓潜厚是宰相潜善亲兄，迁拜亦既超踰，职事又为同省。此为可略，理实未安。臣蒙误恩，适在言责，虽欲默焉，不可得也。窃惟官有亲嫌，义当回避，不独祖宗成宪，盖亦前世不易之制也。今州县小官凡系内外之亲，稍有服属，则当引嫌求避，又况文昌六书，实隶宰相，而可兄弟并处者乎？前此潜善在中书门下省，而潜厚为户部侍郎，理固无嫌。既除宰相，而潜厚尚仍旧职，议者惑焉而未及论列者，岂非以其除授在前故耶？今者忽从列侍进长地官，横恩骤迁，实骇观听。窃闻潜善、潜厚各有章奏乞行回避，臣愚欲望睿慈特从其请，一则示朝廷至公，不为贵近屈法，一则使天下知宰相不私所亲，以成潜善兄弟之美，所谓一举而两得也。愿赐采择。

臣昨具劄子，论列黄潜厚于宰相潜善为亲兄，今来所除户部尚书实有亲嫌，其逐人各请回避，欲乞睿慈特从所请，以示至公，以成其兄弟之美。至今未蒙施行。臣闻法者，天下之法也，当与天下共守之，若朝廷先自违法，则何以责天下之不守法者哉？且州县小官苟有亲嫌而不回避，则监司、郡守必按劾之。若朝廷之上，兄弟之亲不自请避，而谏官御史又不论列，是天下之法只行于郡县之间，而不行于朝廷之上也。如此，欲望人心服而治功成，不亦难乎？且使今日谏官御史畏避而不敢言。然公议终不可掩也，它日必有言之者。窃意陛下亦必追咎台谏阿附而不尽言也，故臣宁得罪于今日，不敢得罪于它日。况潜善亦累曾奏乞回避，陛下正宜从之。是不独成潜善之美，亦使臣免它日罪戾。不胜幸甚。所有潜厚除户部尚书指挥，伏乞改正，别与差遣。

胜非与黄潜善、汪伯彦同在政府，缄默附会，驯致渡江，至今人心，追恨未泯。南狩仓皇，国势岌岌。凡下诏令，当本至公，以收溃散之情，冀安天步。乃尊用张邦昌，结好金国，许其子孙皆得叙录。沦灭三纲，天下愤郁，若谓事由潜善，己不与知，此大事也，亦可从乎？及正位冢司，苗、刘肆逆，贪生苟容，辱逮君父。以此三者观之，胜非忠邪贤否，断可见矣。方今敌伪交窥，不忘东向，沿江都督，极天下之选，用人得失系国家之安危，深恐胜非上误大计。

立政者，人主宰臣之事，而必先明其所职，然后政可立也。选择忠贤以为辅相，委任不疑者，人主之职；荐进人材布列中外，赏罚不私者，宰臣之职。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，任房乔、杜如晦为宰相矣，又敕尚书细务，并属左右丞，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，随才任使，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。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，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，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。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其能致民无冤可知。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，而政有不立乎？陛下即位于今六年，念宰相不可数非其人也，而特有选任置诸左右，可谓得人主之职矣。然而政事未立者，窃恐责宰相以其职，异于太宗之不以吏事劳之也。宰相之所以自任，未若陈献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职也。昨者虽并东西二省，而宰臣依旧受接词诉，判决狱讼，终日营营，弊精力于簿书之末，而进退人材，布列中外，赏功罚罪，或有未加察焉，则失其职矣，政何由立乎？夫审于音者聋于官，明于小者暗于大，天地之有四时，百官之有六职，天下万事尽备于此。愿陛下特降指挥，自今以往，宜令庶事并决于六曹，仍命六曹官长皆得专达，并如元祐大臣所请，自非事关大体，更不咨白，则宰相之事简矣。然专责以慎柬六部长官及其贰，以举中台之职，则又专责以慎柬诸路帅臣及部使者，以举外台之职，则又专责以慎柬诸郡守臣及上县令宰，以举郡邑之职，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。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为有政，仲尼曰：「其事也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」。夫诸侯之国，大夫与政而陪臣与事，为天下者，其可不使宰臣与政而侍从治事乎？惟陛下明诏宰臣，各行其职，则政之大经立矣。

三纲，军国政事之本，人道所由立也。三纲正则基于治以兴，三纲沦则习于乱以亡。按《春秋》华督有不赦之恶，鲁、郑、齐、陈同会于稷，以成其乱，受赂而归，而天子不讨，方伯不征，咸自以为利也。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。未几，陈有五父之乱，齐有无知之乱，郑有祭仲子、突亹仪之乱，鲁有叔牙、庆父、般闵之乱，数十年间，四国舛逆，几至丧亡，则以昧于履霜坚冰之戒，不能辨之于早也。《春秋》备书于策，明三纲之重，为后世鉴，深切著明矣。昨者边尘犯阙，邀请二圣，而立张邦昌僭窃名号，援引契丹立晋事迹用为證例，分遣使人宣谕诸路，直下赦令，倍行恩赏，原其用心，与华督动于恶无异。陛下嗣膺宝历，特施宽典，未正其罪，奉行天讨，与众弃之，置在远郡，赐死于隐，而不尸诸市朝，已失刑矣。及敌骑南骛，銮舆渡江，黄潜善及其党悉皆震恐，事穷计迫，无所从出，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，而迫之至死，遂以致寇，欲解其迷国误朝之罪，至其宗族，皆命以官，是训诱乱臣贼子之心，使利于为恶，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者也。故不踰旬月，苗傅、刘正彦敢有无将之心，陛下既正典刑，顺承天意，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涤者，敢肆奸言，无所忌惮，故比日诸方群盗所在焚劫，至有官吏入其队中，肯为之用。末流至此，可不戒乎？伏望特降指挥，昨在围城，有职当守禦，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，忘庙社之危者；有草表章上及君父，取媚敌人，受其妇女者；有起自閒散，特仕伪朝、长其谏省者；有于苗、刘自肆，并建节旄，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；及昨来乞用邦昌、苗傅、正彦之党者。审其轻重，不过此数人，依法施之，以正人心，息邪说，则三纲不沦，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。

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，赏罚福威必当于功罪，功罪善恶必审于毁誉，毁誉是非必要于真伪。故直言不闻，毁誉乱真，康澄以为可畏甚于三辰失行、水旱虫蝗之变也，可不核实乎？陛下昨降赦书，推尊仁宗盛德大业，应举行法度，并欲上遵嘉祐，德意甚美。臣尝考其大要，特在于直言数闻、毁誉核实而已。丁谓以奸邪为宰相矣，雷允恭传达外议擅权矣，黄德和以监军诬奏边将矣，或斥或诛，或投诸四裔，而狱情审克，卒无冤滥，是毁誉不得乱真而邪说息也。寇准以忠正遭远贬矣，范仲淹以危言屡获罪矣，欧阳脩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矣，或辨明诬枉，或擢升侍从，或遂迁执政，是毁誉不得乱真而直道行也。邪说息，直道行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，善类有所恃而不恐，其致至和、嘉祐之治以此。陛下自初即位，思建中兴，而将相大臣黄潜善、汪伯彦等不能奉令承教，乃广引废忠毁信、靖谮庸回、服谗蒐慝之党，变乱名实，颠倒是非，以上惑朝听。贬马伸于关市，出许翰、杨时于閒散，如孙觌、刘观、郑瑴辈流并居迩列，维扬奔溃，无所归咎，恐陛下讨其误国之罪也，复指结余堵杀邦昌为致寇之由，特下赦音，元恶大憝皆得原涤，而李纲独不与焉，此虽假借朝廷诏令行之，安能掩天下之公论乎？颠倒是非，变乱名实，莫斯为甚矣。及范宗尹当轴，又欲汲引失节鄙夫如李擢等，以盖其北面伪楚之恶。是非邪正，出于人心，如辨白黑，焉可诬也？其为计不忠亦甚矣。陛下好恶无私，克遵王道，上追仁宗审覈之政，毁誉必要其真，赏罚必当其实，使邪说不作，直道得行，其继嘉祐、至和之治，亦何远之有？夫邪正是非，莫易辨于今日，惟陛下断在必行，以扶正论，实天下之幸。

凡核实者必自大臣与台谏始。大臣定功罪、施赏罚于上，台谏论功罪、主毁誉于下，不可不先核也。仁宗即位，信王曾之正，任吕夷简之才，终以富弼、韩琦为宰相，而余靖、蔡襄、贾黯、吕诲等迭居台谏，此真伪所由核也。陛下嗣承宝历，渡江以前所用三相，而言者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，谓人臣有一于此，必伏斧锧而远窜之于鲸波南海之表，人皆以为郑瑴。盖纲以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朔日远贬，而瑴以是日峻迁，故知为此言者必瑴也。然谓纲大兴诬谤，干誉庸俗，言己去朝，暴乱斯起，欲平定之，舍我其谁，传呼宰相，响震山谷，讽谕群小，令上封章，翱翔道途，以俟诏命，凡此等语，验于奏议则无据，按于施为则无迹，特以撰造文致之语，倾陷大臣，为不可贷之罪。而当时遂信行之，又以美官激励之，是赏劝谗谄之人，欲其毁誉乱真而不核也。若言潜善、伯彦措置乖方，人皆以为马伸。盖伸自言官黜为监当，而其言则有状矣。不慎命令则以下还都之诏也，广布私恩，则以复祠宫教官之阙也。黜陟不公，则以罢卫肤敏，而用孙觌不祥之人也。杜塞言路，则以贬吴给、张訚、邵成章也。妨功害能，则以沮宗泽与许景衡也。私收军情，则以各置亲兵千人，请给独优厚也。同恶相济，则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。凡举一事，必立一證，皆众所共知，亦众所共见，不敢以无为有，亦不敢以是为非，而当时不信其言而罢之，反以为言事不实而重责之，是罚沮忠谠捐躯为国之人，恶其毁誉之核实而不乱也。邪说何由息，公道何由行乎？今瑴虽已死，恤典哀荣，礼意隆厚，公论不允。伸既远贬，虽有诏命，不闻来期，君子闵焉。比虽贲以龙阁，未尽褒劝之礼。按《春秋》之法，治奸恶者不以存没，必施其身，所以惩恶；奖忠善者及其子孙，远而不泯，所以劝善。伏望圣慈特留聪听，按此二人情状，追正刑赏，奉承天意，使天下知惩劝之方，以息邪说，开公道，则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，将复见于今日矣。

伏闻圣旨擢黄潜厚为户部尚书。臣窃以潜厚乃右仆射潜善之亲兄，祖宗以来，未有弟为宰相，兄为八座，而同居一省者。惟蔡京、蔡卞、蔡攸意则不然。方绍圣閒，卞为右丞，则京为翰林承旨，盖有所避也。及京既专政，无所忌惮，京为左相，则卞为元枢，京领三省，则攸领密院。其说则曰出于上意，不可辞也。当是之时，虽使蔡氏门人一言及此，上皇必以为异论，蔡氏必以为背己，必斥逐窜殛之而后已，其肯听之乎！如其听之，则国家当无金人之祸，蔡氏当无峤南之患矣。窃闻潜厚、潜善皆有章疏力辞，潜善身为宰辅，必不肯私其兄以坏祖宗之法，潜厚身为法从，必不敢冒荣进而负天下之公论。从而允之，亦所以全其谦抑守法之美，而不置之于有过之地。陛下必以潜厚通于财计，熟于边事，不若优与之职名，使之总计巡幸财用，或命之密院都承旨，亦足以示恩眷之厚于旧僚，示法之公于天下也。

臣窃观自古国家有急或政事有疑，必询于廷臣，使各尽其说。甲之言可用，乙之言不可用，虽用甲言而不罪乙。如真宗皇帝时，契丹大入，陈尧佐蜀人，请幸蜀；王钦若江南人，请幸建康。唯寇准请亲征以幸澶渊，而虏以败衄。向使用钦若、尧佐之言，则大事去矣。及凯旋，社稷再安，然终不罪钦若、尧佐者，以谓宁失二人之罪，而不可杜天下议臣之口故也。国家有急，臣下献计，苟可以纾祸难、安国家者，盖将无不为也。使用之而中，足以解纷；用之不中，或因致不虞，谋之不臧，固可罪也，然其心岂有它哉，亦思所以排难救急而然耳。如太祖皇帝时，方伐江南，有得江南张洎以蜡书结太原以缓师者。会洎以使至，太祖面诘，将杀之。洎视书曰：「此实臣所为也。臣国方危急，苟可以纾祸者无不为。臣所作蜡书甚多，此其一耳」。太祖虽赦之，时亦必举此以为问罪之端也。然为李氏者，不闻罪张洎以蜡书致讨也。何则？知其将以排难救急而然耳，不幸事泄。臣观自顷以来，谋议成败，以计画异同为终身不解之罪者有矣。故后来者虽身在庙堂，事方危急，而终莫敢披心腹、尽底蕴，必回互含糊，莫以身任成败者，其心以此为戒故也。臣尝窃忧之，以谓此非社稷之福也。夫事之大者，莫若敌国之和战，车驾之行留。方李纲主战，则李邦彦等以主和为罪人；及耿南仲主和，则李纲以主战而远贬。黄潜善以南渡为非是，则许景衡以请移跸而罢斥；迩日以迁避为良图，则论事者以请驻跸而外迁。然则人安得不务回互含糊以苟目前之利也？且以李纲、邢倞之结余睹，谓之疏率可也；因以致敌人之怒，谓谋之不臧可也；其谋遽泄而适不中耳。使其谋遂行，世必以为奇计也。虽然，使无是，虏人之凭陵迫胁亦极其力而后已也。然固以谓二圣北狩，职此之由，则臣愚不识也。然则虽有智如陈平者，不敢行金以反间；勇如蔺相如者，不敢全璧以抗秦；将如周亚夫，不敢不受命而坚壁以挫吴；相如李德裕，不敢违众论而起兵以伐泽潞。何则？事有成败，战有胜负，一有不至，则将负不可解之罪于无穷矣。陛下欲废李纲，默废之可也。若声其罪于天下，而其说不当于人心，则人不信伏而有后言矣。不唯非号令刑政之美，而又使横身任事、开口献计者不敢谋，此国之大患也。车驾之在扬州，有为翰林学士者方侍讲读、被圣知，为彼计者，保身缄默，不失主眷，则高爵重位亦可致矣。而乃刺口论天下财计，慕刘晏之为，欲以纾民力、资军食、富国而强兵者。会孙觌论常平之法，诏俾讨论，其追积久青苗本钱，此一事不可行也。然比降诏旨，因以为聚敛之臣，朕知其奸而罢黜，以此播告，臣窃以谓沮赴功立事者之心也。财利，臣所不晓。方讨论常平法时，行在士大夫以为非者大半。臣以舆言问之，主议者为臣言，财赋之出于民，多取诚不如寡取，寡取诚不如勿取。然今国家艰急，方欲西向复中原，非兵食不济也。与其无名横敛于民，如卖官告、责免夫，曷若因旧法而损益之，取之微而积之多，于国计有补而民力不困者，亦足以纾目前之急。恢复既定，虽常赋犹当时一复之，其所以为聚敛之臣具为奸者，臣愚不识也。然则虽有李悝，不敢尽地力；虽有刘晏，不敢议平准，盖聚敛之名为可耻也。使人人不敢当事，人人不敢尽谋，人人先求自安，人人恐忤上意，则艰危之时，谁与图回而恢复乎？此亦臣之所谓非社稷之福者也。臣既忘躯昧死以尽忠矣，请遂毕其说。如近者奋不顾身、惟力是视、思赴国家之急者如宗泽，亦少矣。然而沮挫诘责之，曾不得举首；虽以老病尽年，而不知者至以为朝廷沮死，岂不伤忠义赴功者之心哉！至使论者以谓位高望隆、奋不顾死者，朝廷辄疑而惮之，此言尤不可使天下闻也，圣主岂有是哉？日者杜充守东都，威望日著，提兵来朝，远方之人虽不知其所设施，然闻之者若隐然可恃而增气者，此何理也？然或以谓朝士已有论而攻之者，果有是乎？不幸有之，是宗泽之疑复生于舆论也。夫国之成败在事之立不立，事之立不立在士气之锐惰，士气之锐惰在黜陟好恶之是非。使禄食之人皆解体而叹息，则何事又能立乎？狂愚，惟陛下裁赦。

建炎三年二月，上自维扬狩临安，慨然思中兴献替之臣。一日顾宰相黄潜善、汪伯彦曰：「卫肤敏安在？趣以来」。时乘舆新渡江，人皆南骛，道路充斥，公独昼夜北行，及上于平江。上闻之，喜顾御史中丞张澄、谏议大夫郑瑴曰：「卫肤敏至矣」。公见上泣，上亦泣曰：「卿在谏省，朕知卿忠，每以卿言为信，今宜知无不言，有请不以时对」。公顿首谢曰：「臣顷在维扬，数为陛下言维扬非驻跸地，请早还建康。今临安亦非帝王居，宜须事定亟还」。因陈所以守江之策，上首肯曰：「是吾心也」。翌日再对，归即遇疾，犹扈跸至临安。拜尚书刑部侍郎，未拜，闻明受之变，恸哭舟中，疾益侵。上章请老，不听。乞舆医秀州，从之。进尚书礼部侍郎，寻上印绶。卒，年四十九。书闻，上叹惋移时，特赠大中大夫。他日见其同贬中书舍人汪藻曰：「卫肤敏可惜」。其为上眷知如此。公讳肤敏，字商彦，少力学问。宣和元年，以太学上舍生奏名，徽宗亲擢为第三人，而称其文明白赡美，授文林郎、南京宗子博士。越数年，同年生王俊乂入对，徽宗忆公姓名，问今何官，俊乂以实对。徽宗曰：「尚吏州县，当时岂不堪学官耶？今行召之」。翌日召公，既见，改宣教郎、秘书省校书郎。时国家新与金人和议，遣生辰使，宰相拟十馀人，徽宗以公为可，假给事中往聘。公言：「金主生辰后天宁节五日，今未闻金遣使而吾反先之，于威重已缺，万一不至，为朝廷羞。请至燕山候之，彼若不来，则以币置诸境上」。上以为然。洎至燕山，金人果不来，置币而返。七年，复遣舒宏中往，已陛辞矣，上改命公。道逢贺嗣位使许亢宗，亢宗言敌且大入，止公毋行，公不听。及燕报愈急，众凶惧不敢前。公叱曰：「君命也，其可辞乎」？及疆，知金渝平，益不为屈。金人答书，欲以押字代印章，公曰：「押字施之臣下可也，岂所以待邻国哉？北朝立国，当以礼义，今修好不以礼，交邻不以义，将何以国乎」？拒之旬日，卒易玺书。及授书，责公双跪，公曰：「此北朝礼也，行人何为」？金主大怒，观者为股栗，公处之晏然，终莫能夺。由是不悦，羁留中道者半年。至涿州，与斡喇布遇，请公相见，公辞不可，则问相见之仪，敌以例对，公笑曰：「所谓例者，非趋伏罗拜乎？皇子虽贵，人臣也；使人虽贱，亦人臣也。两国之臣相见而僭君，是一国二君也，不祥无大焉」。乃长揖而入。既坐，出誓书示公。公曰：「某使万里，去朝廷久，此书真伪不可知」。因纵言及军中事，公连挫敌几，复被留。渊圣皇帝受内禅，始还。进官三等，迁尚书吏部员外郎。于是高丽入贺，以公为宣问使，假太常少卿迓之而杀其礼。公曰：「国家厚待高丽久矣，今一旦镌薄，恐失其心，不若如旧便」。从之。至明州，顾时多艰，凡缘客及民者，率以便宜从事，所过无秋毫扰。初，诏使人春见，其冬金人逼京师，诏令不通，使人坐馆淹久，日费以万计。公度俟诏而遣，则失风潮之期，留之经年，东南之饩牵竭矣。乃以币易金缯，厚饷其使而移文遣之。建炎元年还朝，归矫制之罪。上大嘉赏，迁卫尉少卿。公言：「属者敌犯京师，乘舆保金汤而居固善；知敌已弃去，秋必复来，而尚婴孤城，此大臣不知变之过也。今两河诸郡幸皆坚守，谓宜阴以帛书许其世封，使人知自爱，不为贼有。其陕西、山东、淮南，则令增陴浚隍，以训齐其人，而择大臣镇抚之。车驾姑即建康而居，势万全矣」。擢起居舍人。又言：「方今二圣未还，陛下于宫室衣服饮食之奉宜痛节损，虽郊庙亦不用乐，庶精诚有以感动天地」。拜右谏议大夫，兼侍讲。既就职，首劝上以守法度、慎爵赏、正纪纲。因指陈时政之失，有崇宁、大观、宣和之弊未尽革者十馀事，言甚卓至，上皆罢行之。又请以承庆院营缮之役付扬州，升旸宫造作之事归有司，禁中差除须索必关三省；其不合天人之意、戾祖宗之法者，许大臣执奏，大臣不正救者显诎之。先是公论时政，上曰：「崇宁、大观以来，所以乱祖宗法者，由宰相持禄，惟恐失人主之意，故于政事无所可否，驯致前日之祸，自今当以为戒」。故公因此以坚上意。时中贵人李志道以赦复保庆军承宣使，添差入内内侍省都知容机亦落致仕，公论执再三，皆朝奏暮罢。二年春，拜中书舍人。公前劝上守法度，会邢焕以后父除徽猷阁待制，孟忠厚以太后侄除显谟阁直学士，公力言非祖宗制，焕寻改观察使而忠厚自如。公以骤自谏省除舍人，疑有因，乃奏曰：「昔司马光论张方平不当参知政事，自御史中丞迁翰林学士，光言『臣言是则方平当罢，若以为非，则臣当贬。今两无所问而迁臣，臣所未谕』。臣虽不肖，愿附于司马光」。上令宰相谕公曰：「朝廷以次迁，非论事也」。公犹不拜，居家待罪者逾月。至忠厚易承宣使，乃出。公以中书政事本，命令有不当，辄封还之，风采振一时。而宰相滋不说，乃以事出公，除集英殿修撰、提举杭州洞霄宫，议者为不平。未逾年，上思公，召还焉。公上世齐人，唐末避乱徙钱塘，又徙华亭，故今为华亭人。曾祖至，祖九思，父公望，公望赠奉议郎。元室、继室皆朱氏，封宜人。三子，仲英、仲杰、仲巡，而仲巡早卒。仲英、仲杰，皆右承务郎。一女，适右迪功郎、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王崿。公为人刚明，邃于经术。与人交，退然若不能言者。而遇大事，一见其当然，决意行之，虽祸福死生陈前，莫能移其所守。故使异域、馆远客，天子必以属公，而公亦必得其要领。在人主前论事，衮衮援据，精详切中，其忌讳皆人所难言者，人主未尝不改容嘉纳。遭时变，故上慨然起公于流落之中，意岂浅哉？使天假之年，其施设当如何？方向用公，而公以不起闻矣，宜天子追思不忘，而形于屡叹也。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，葬以其年七月甲申，其地在湖州乌程县戴坞之原。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铭不已，余从游最旧，在西掖时又与公同贬，知公为最详者，是宜为铭。铭曰：

自古臣主，鲜逢亟乖。公于三君，展也必谐。厥谐伊何，一以忠荩。遭时屡更，吾见其进。始事徽考，飞英下僚。以节归报，靖康之朝。建炎中兴，公首褒用。知无不言，莫若公勇。帝不知我，吾宁尽规。谓不剀切，帝胡见思？气吞虎狼，万里之外。死生关身，曾不少概。当馈兴叹，诏追而来。来而不年，亦孔之哀。葬虽异州，同此泽国。刻贻无穷，曰宋遗直。

绍兴二年十月六日，右迪功郎刘嵘谨昧死百拜上书皇帝陛下：臣伏睹九月四日诏书，比以星文移异，虑政事阙失，许内外臣庶直言极谏，无有所讳者。臣愚不肖，学问肤浅，智虑茅塞，恭承德音，虽欲冒昧自竭以奉明诏，深惟么么管见，不足以裨政事之阙失，是忧是惧。虽然，岂可以不能而遂已耶！故尽其愚，惟陛下采择焉。伏惟陛下神武天锡，圣学日跻，有拨乱之略，有驾驭之才，有恭俭克己之诚，有仁民爱物之意。宵旰求治，于今六年，算计见效，宜遂底绩。今也不然，坐薪尝胆，日以外夷为忧，边陲无休息之期，社稷有阽危之虑。日难一日，岁甚一岁。乘舆警跸，介在海隅，震荡播越，未有攸底。而黄潜善、汪伯彦顾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，曰：「上皇之子殆将三十人，今所存唯圣体，不可不自爱重也」。曾不知太祖勤劳取天下，列圣兢业慎守，不敢失坠也。今也宗庙为草莱湮之，陵阙为斧锸惊之，堂堂中华，戎马生之，赫赫帝图，盗贼营之。然则潜善、伯彦所以误陛下、陷陵寝、蹙土宇、丧生灵，岂燕昭、越践、汉光武、唐肃宗之为乎！本初嗣位，既不为迎二帝之策，因循远狩，又不为守中国之谋，以至于今，号令不行而德义不孚，刑罚不威而爵赏不劝。巡幸所过，人惟以淮甸为戒；驻跸所在，人惟以虏至为忧。东南之州郡几何，翠华之省方无已。若不更辙以救危亡，则陛下永负孝弟之愆，常有父兄之责。人心已去，天命难恃。虽欲羁栖山海，跋履崎岖，臣恐非所以为自全之计。为今日之策，愿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，则必下诏曰：「继绍大统，出于臣庶之谄，而不悟其非；巡幸东南，出于侥倖之心，而不虞其祸。经涉变故，仅免死亡，盖上天警悟于眇躬，俾大宋不失于旧物。金贼以小狄膻秽，薰污中原，逆天乱伦，挟立僭伪，用夷变夏，俾臣作君，朕义不戴天，志思雪耻。父兄旅泊，陵寝荒残，罪乃在予，无所逃责」。以此号召四海，耸动群心，不敢爱身，决意讲武，然后选将训兵，戎衣临阵，巡行淮甸，按抚荆襄，拔其英豪，誓以战伐，天下忠义之士必云合而景从，天下武勇之夫必响应而飙起。国用不足，于此不患无财；甲兵不强，于此不患无备。有道多助，孰不顺之？秦陇虽遥，壮士骁骑即可坐致；齐鲁虽失，饶财厚货必自竭输。陛下凡所欲为，孰不如志？其为利害，岂与退保吴越日就灭亡同年而语哉！臣不自量，每窃愤叹，既未能披坚执锐，先启戎行，而服膺简编，讨论古昔，固尝忘其昧陋，少赞经纶，辄为陛下画七策，以为中兴之术。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。盖和之可讲者，势力相敌，利害相当故也，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。而其议则出于耿南仲，何也？渊圣在东宫，当宣和季年，颇不得安，王黼欲摇动者屡矣。南仲为东宫官，计无所出，则归依右丞相李邦彦。邦彦其时方被宠遇，又为后日之计，每因王黼谮害浸润，则必委曲覆护，谓太子无失德，国本不可摇，上皇亦悟其言，东宫卒得不动。既而渊圣嗣极，递迁前朝大臣，而邦彦为次相。金贼遽至城下，邦彦谐谑小人，本无远略，遂献和议。耿南仲附之，沮种师道不使攻击。于是覆邦之患，滋蔓而起，分朋植党，各求其说之胜。欲用兵者李纲、种师道两人而已，自馀莫不以讲和为是者。国论不一，武备阙然。中州、河东之师，必使陷没，以伸和议之必信。二圣远去，宗族尽从，中原涂炭，至今益甚者，本缘耿南仲、李邦彦怀感私恩，不为国虑之所致。其朋徒附合，根枝胶结，宁误赵氏，不负耿门之所为也。使其可和，则渊圣执德不回，驯致祸败，而陛下卑辞厚礼，避地称臣，无所不至，宜其少缓兵于我矣，何乃累年而尚未效耶？和之不可恃亦明矣。自古国之强盛如汉武帝、唐太宗，方其得志四夷，则必并吞埽灭，以示广大，侮亡取乱，极其兵力而后已。中国礼义所自出也，恃强陵弱，犹且如此。今乃以谦退仁慈之事，望于反常悖道、腥膻禽兽之粘罕，岂有此理哉！若以为强弱之势不相侔，纵使向前，莫之能抗，则古昔奋臂徒步，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，彼何人哉！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源，罢绝和议，刻意讲武，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。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，汉高祖迎太公、吕后之谋，断而行之，确守不变，庶几贪夷知吾有含怒必斗之志，沙漠之驾，或有还期。不然，则今僻处江南，财物有限，厚赏则吾益困，少之则无以足其欲；小臣则不足遣，大臣则张邦昌、宇文虚中相继而反我矣。深思熟虑，前计后度，所谓乞和，必无可成之理。昔北狄至澶渊，王钦若、陈尧佐请幸吴蜀，惟寇准劝亲征。及成功之后，钦若辈羞愧无所为说，则撼真宗曰：「当时寇准亦岂有好计，但是热血相沃，譬如博钱，以陛下为孤注耳」。使人君不明，则钦若之言为爱君，寇准之功为幸胜。今日之论和者，其情状一一出于是，茍能息绝其后，知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，大臣不藉之以宽己责，则必为善后之图矣。其二曰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。今四方供贡久不入于王府，往往为州郡以军须便宜截用，经常一坏，不可复理。行在百费，惟以榷货盐利为无穷之源尔。养兵十万，而兵食日费无虑七八十万。古谓无三年之藏则国非其国，今无一年之积，招安日至，窘匮日形，此岂持久之道！故臣愚谓宜置行台，或建康，或南昌，或江陵，或长沙，审择一处，以安庙主、太后、六宫、百官，以耆哲谙练大臣总台，谨守成法从事，量留兵将为营卫，命户部计费，调以给之。陛下提兵按行，广治军旅，周旋彼此，不为定居。则馈饷之权，宰相宜专主之，而责成于发运使，如汉委萧何以关中，唐委刘晏以东南，经制得人，尽汰浮费，加以悠久，不患无财。至于宰相之职，平时则守宪章、行故事，今则不然，宜从陛下介胄驰驱，发谋制胜，莫遑宁处，协济危难。若乃早朝晚见，从徒乘马入政事堂，据案呼吏，翻簿判花书卯，那移阙次，安排亲旧差遣而已，臣未见其有补于中兴之万一也。其三曰务实效，去虚文。夫治兵必精，命将必贤，政事必修，誓戡大憝，不为退计，此孝悌之实也。遣使乞和，空捐金币，不惮辱己，侥倖万一者，孝悌之虚文也。将帅之才，智必能谋，勇必能守，义必能行，得是人而任之，然后待以恩，御以威，结以诚信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刑，此任将之实也。庸驽下才，本无智勇，见敌则溃，无异于贼，与之亲厚，等差不立，赐与过度，官职逾涯，将以收其心，适足致其慢。听信妄诞张大之语，冀其朴实用命之功者，任将之虚文也。简汰其疲老病弱，选择其壮健骁勇，分屯所在，置营房以安其室家，聚粟帛以足其衣食，选众所畏信者董其部伍，申明旧制阶级之法，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。被之以精甲，付之以利器，进战获首虏则厚赏，死则恤其妻孥，溃则诛其身，降敌则戮其族。令在必行，分毫不贷。此治军之实也。无所别择，一切安养姑息之，惟恐一失，变色不悦，幸其无事则已矣。教习击刺，叫噪喑呜，有如聚戏；金鼓旗号，白挺小队，皆效虏人。纪律荡然，虽其将帅亦不敢自保者，治军之虚文也。保宗庙，保陵寝，保土地，保人民，以此六实行乎其间，则为天子之实也。陵庙荒墟，土地日蹙，衣冠黔首，为血为肉，以此六虚行乎其间。陛下戴黄屋，建幄殿，质明辇出，雉扇金炉，夹侍两陛，仗马肃立，卫兵走而拜伏，赞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。既退，宰相大臣卑躬而前，󲦤笏出奏，司晨唱辰，则驾入而仗出。以此度日，而国势日卑。彼粘罕者昼夜励兵，跨河越岱，电扫中原土地，遂有吞吸江湖、蹂践衡霍之意。吾方挟虚器，茫茫然未知所之。此则为天子之虚文也。伏愿陛下留意实效，勿爱虚文，愤发慷慨而力图之。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。今宿卫单寡，国威陵替。往者臣常建言，乞遣发京师宿卫赴行在，又降等仗于两浙、福建、江东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、二广，抽拣禁军贡发，充御营正兵，增厚其月廪，精加训阅，陛下自将之。天子之军既强，则中国之变自弭。汉高祖大败于成皋，与数骑渡河，晨入张耳、韩信军，夺其印，易置诸将，军遂复振。陛下今欲于刘、韩、张、岳四人之兵有所易置，知其不能矣。权既偏重，柄既倒持，彼必谓陛下不能舍之，夷踞桀骜，日以滋起。陛下以孤立之身寄于其上，安能使此四人常无怨怒相激而不为变？此苗、刘之祸率尔而作者，由此故也。臣谓今日在兵必不可用，既未有以大变革之，莫若先集天下劲兵以强御营之势，然后可以弹压悍将骄兵。兵既不能妄动，咸就纪律，则四方横溃之军及群起不逞之盗必自帖息，犹有猖獗不顺者，遣偏师以锐卒往擒灭之，遂罢招安之说。况陛下以报仇雪耻为己任，仗义而行天下，凶顽不义之徒固将敛衽倒戈而听驱役之命矣。汉光武为铜马帝者，用此道也。东南之卒既起，则又命福建团结枪仗，建、汀、南剑、邵武四郡可得二万人，各择其土豪使部督之，以俟兴发。命两浙募水手，并起诸州撩湖捍海等兵，尽付水军。命江东西、湖南北募弓手，以在官闲田给养，人得一顷，正税之外，科须一切与免。命广西及辰、沅、鼎、靖于见教洞丁中简其精锐，分番起之，屯戍襄汉。以京西、淮南荒废无主之田为屯田，招集两河、山东本路流徙之人，略依古法均节之，择强壮者训习武艺，使且耕且战。文武臣中有明习营屯之事肯自奋者，因以任使。凡此六条，陛下诚使执政大臣委弃簿书细故，勿设他说以相论驳，日夜图维，择人而为之，累岁积日，必见功绩。于是时而兵弗强，敌弗畏，盗弗息，然后归之天命，无所为矣。不然，是自弃也。陛下苟有自弃之心，而欲于目前三四庸将，数万溃卒，求为久安，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。其五曰定根本者，非建都之谓也。陛下家世都汴，舍汴何都焉？今都城已失，则必思所以克复旧物者。然考天下之势，莫强乎关中，今则力未能至；按南渡之迹，莫过乎建康，今则事理不可。参择二者，欲强进取之资，而无形势之失，惟荆襄为胜。春秋之时，楚用是而抗衡上国，窥周问鼎。曹操闻孙权以荆州借刘备，则失箸惊恐。六朝建立，必增重上流。庾亮欲经营中原，则先分戍汉沔。晋太祖欲代魏，则先广襄阳资力。故晋之何充谓：「荆楚，国之西门，地带魏、赵，得人则中原可定，失人则社稷可忧」。今方城邓林，虽非天险，然汉水为池，上下不过千里，其要害易守，非如淮泗汗漫，平原旷衍，四通五达，易入而难避也。诚能屯唐、邓之田以养新兵，出广西、武陵洞丁并施、黔山军，筑坚垒列守汉上，阻以水军，防以正军，缭以弓手、民兵，牵制江黄，呼吸庐寿，则攻取之计成，然后陕西声气相应，而骑卒能至，川广之富皆可拱揖。且比于漂泊大江之南，栖伏东海之滨，险易利害，相去远矣。建康固是六朝旧邦，甘守偏隅，迁延国祚，亦何不可，而臣独为不可者，盖以陛下之责，与晋元不同故也。西晋为刘聪并吞，复立怀、悯，两君皆遇弑殒，故元帝以琅琊王凭、王敦专制淮南十年之威，又因人心未忘晋室，起而立国。然传祚十世，享国百年，强臣内叛，胡虏外逼，其得存犹缀叶露耳。当时非无谋臣猛将提重兵出入，终不能复取中原者，亦势使然也。今陛下父兄在虏中无恙，穹庐毳帐，恶党丑类相聚，其衣服饮食，居处动静，岂得比中国民庶中人之奉哉！其闻陛下登宝位也，必旦夕南望，曰：「吾有子弟为中国帝王，吾之归，庶有日矣」。痛惟愁困屈辱之中发此念，为此言，于今数年，日迫月切，而献谋者方欲导陛下南驾，日远月忘，遂无复国之谋，别求建都之所，此臣所以深不晓也。今河东、河北之民，知朝廷不复顾念，已甘心左衽。山东、京西、淮甸之民犹冀陛下未忍遽弃，若更迟延岁月，无以拯之，则怨恨陛下为敌国者，所至皆然，亦何必粘罕哉！于此而欲建都，臣知其必不能。愿陛下先命吕颐浩、杜充过江，广斥堠，治盗贼，然后精选二三万人为舆卫，于稳密州郡速置营屯居室，以安存其所谓老小者。陛下提此兵渡江南北，缓辔而上，遣使巡问父老，抚绥刀刃之馀民。至于荆襄，规模措置为根本之地，犹汉高之关中，光武之河内，虽巡幸往来，征伐四出，而固守不可失者，以荆襄为重。陛下富于春秋，非如昔人白首举事，觊万一之成者，诚能坚忍鼓励，坐薪尝胆，悠久为之而不能济，则《书》所载夏少康、周宣、汉光武之事，皆为妄言以欺后世，不足信矣，陛下必谓不然也。其六曰选宗室之贤才者，封建任使之。今陛下之族被虏而去者众矣，所存亦无几何。黄潜善、郑悫小人之见，本无远识，谓陛下以支子入继，又不缘传付之命，国步方梗，恐肺腑之间，不无非望之冀。考其行事，必曾进言，恫疑虚喝，以恐动圣心。故自南都至于淮阳，诛窜之刑，疑忌之意，相寻继见。虽其罪戾或自贻戚，然岂尽出治亲齐家之美意哉？殆非所以巩固皇图、绍延祚命之道也。为今之计，宜于同姓不问亲疏，选择贤才，布之内外，广加任使。其望实杰然尤出众人之上者，陛下宜留之宿卫，夹辅王室，以慰祖宗在天之灵，以续国家如线之绪。使仇虏知赵氏之在中国者，尚如此其众，既失复得者，非独陛下一人而已，则其扑炎火之横心，立异姓之逆图，庶其少息乎。其七曰存纪纲以立国体。夫一君子进，众小人未必退；一小人进，则众君子退矣。势不两立，而于君子独难，盖其道固如此。仁宗皇帝在位最久，得君子最多，而小人亦时见用，然罪著则斥之；君子亦或见废，然忠显则收之。故其成当时之功，贻后人之福者，皆君子也。至王安石则不然，斥绝君子，一去而不返，崇信小人，一任而不改，故其败当时之政、为后世之害者，皆小人也。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久且远，日以消亡矣；王安石所用之小人方新而近，蕃息未艾也。所以误国破家，至毒至烈，不知已时。然则陛下求君子而用之，不爱爵赏以待其人，岂非甚不易得乎？君子未多时而已无存，败事显著之小人稍稍类聚，未至则召之，惟恐其不来，既至则用之，惟恐其不速，陛下土地金帛，能有几何？岂堪此辈大言轻用，尽输之夷狄耶！将以汲引豪杰，延致英雄，是犹却行而求前，北辕而适越也。夫以贤治不肖，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；以不肖治贤，此熙宁以后陛下之家戒。矧今日否塞之气充牣于中原，阴长之滋勃兴于夷虏，非得希世异才，上下内外参任迭用，泰何由复，否何由倾乎？此存纪纲之一事也。右文左武者，有国不易之道也。汉高祖用韩信、彭越，不以加于萧何；汉光武用贾复、耿弇，不以加于邓禹；刘备用关羽、张飞，不以加于诸葛亮；唐太宗用李靖、李绩，不以加于房、杜。非独其礼之等降不同，其诚心所以待遇之意亦异。今儒道衰息，未有钜贤硕德立乎朝廷，以收运筹指纵之功，陛下所深恃以为爪牙者，惟三四庸将耳。夫此三四人以近时论之，曾不足以当种师道之役，何况古昔名将乎！而偃蹇庞然，常负重寄，使平寇盗尚或未能，岂敢望其向虏人发一矢哉？自愧无以称职，则大言诡论，以上欺睿听，慢辞倨礼，以下视朝士，谓今日祸乱皆文臣所致耳。敌人方强，不可不避；乘时而动，又不能节制其兵。动则溃，溃则盗，盗则招，招则官，反复循环，无有穷已，其为国家之害岂浅鲜哉！愿陛下委大臣以腹心，遇近臣以礼貌，当使南衙士气重于此曹，天下怀才自负之人，必愿立乎左右，缓急之际，必有能为陛下竭忠尽节不愧古人者，岂皆如臣等辈伈伈伣伣，下心低首，不能为朝廷轻重者哉？忝奉内朝班缀之列，欲求近侍如汲黯之气折淮南，诚未多得。敝舆羸马，惴惴然于长戟大剑之中，卒伍贱人皆得以恶声谁何之，不敢正色忤视，少拂其气。从臣如此，况其下者乎！唐制，监察御史秩七品，夫禄至卑也，然衔命出使，则节度使具橐鞬戎服郊迎。本朝郎官出使，序位在转运之上。凡此，盖欲尊重天朝，习民于上下之分也。故事，宰相坐待漏院，三衙军官于帘外倒仗，声喏而退，今见在分庭抗礼矣。推此类非一日，长而不已，陛下不为之别异表著，是自削堂陛，无复等威，亦将何所不至哉？此存纪纲之二事也。治天下者必取笃实躬行之士，而去浮华轻薄之人，所以美教化，善风俗。本朝自熙宁以前，皆守此道。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乱周孔，绝灭史学，唱说虚无，以同天下之习。其习既同，于今五十年，士以能谈说相高，不复见于行事，曰：「此粗迹耳，不足道也」。其或蹈规矩，守廉隅，稍异于众者，则群议而聚，骂之以为怪物缪人。此浮华轻薄之为害也。夫欲变风化俗，惟系上所好恶。陛下力行孝弟，则天下为孝弟者出矣。陛下敦尚名节，则天下守名节者出矣。故今日正当赏廉白而黜贪污，崇仁义而斥奔竞，旌能实而惩妄诞，贵忠厚而杜残刻，以变风俗。茍反此道，颓弊日甚，必至颠覆而后已。至若文词之丽，言语之工，倒置是非，移易白黑，诚不宜任用，以为浮薄之戒也。靖康二年，颜博文谀佞张邦昌，则曰「非汤武之干戈，同尧舜之禅逊」。及为邦昌上表请罪，则曰「仲尼从佛肸之召，本为兴周；纪信乘汉王之车，固将诳楚」。博文近臣，能文之士也，其操术反覆如此，陛下宜推类而察之，以陟降多士。此存纪纲之三事也。法度者治天下之器，号令者行法度之具，信者出号令之实。孔子曰：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」。圣人重信，至于易死，疑若太过，然持守法度，固结民心，非信不可也。真宗澶渊之盟，契丹守之，百二十年不敢轻动。宣和宰相王黼一日败盟，举兵取誓书还之天章阁，天地鬼神照临，重誓自我背之，遂使虏人得以藉口。夫金贼何憾于我哉，皆契丹教之，假手借兵，以报中国之怨尔。失信之祸，一至于此，孔子之言，良不为过。此存纲纪之四事也。臣禀赋愚下，无以踰人，然夙夕思之，得此七策，剔为二十条，于当世之务，虽不能尽，亦可见大略矣。惟陛下动心加虑，反覆而考焉，以为可行，则至诚恻怛而速图之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，机事之来，间不容发。往昔虽不可追，然不可谓无可追者而遂已也。谓今日难于前日，安知后日又不难于今日乎？天岂胜人，大福不再，深可忧惧。今年立春，雷震大雪，白虹贯日，中有黑子。钱塘之祸，实先示象。恭惟上天之仁，眷顾陛下恳恳至厚，陛下出于危难，侧身怨艾，亲近书史，引对多士，减撤玩好，躬亲庶政，亦非复维扬之比，臣民共知，不可诬矣。然任至重者力必强，责至大者忧必深。天下万姓以二帝之故，所望陛下者，非止如是而已也。乃二月金星犯大火，芒怒赫然；九月朔，日有食之，车驾复有预防之行。明堂遂虚，阳德不竞。钱塘受辱之地，岂可再拥六飞。县名柏人，高祖不宿。若遂游会稽、幸三衢，则地形穷僻，扈卫劳勚，贡赋不通，财用益窘，道路艰阻，朝觐益稀，邮置幽深，命令益隔。人知陛下无复中兴之志，威权损削，无可希望，投戈四逸，孰能止之？唐庄宗末年之事，可不畏哉！惟有如臣前所陈，思迎父兄，誓报仇虏，奋发强厉，有进无退，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济也。不然，而怙恃天命之不庸释，是犹不耕于田，枵腹以待嘉禾之旅生，不绩于麻，露体以待野蚕之成茧，事理之必无者也。又惟斯民戴宋无已者，徒以祖宗德泽深厚之故，虽甚涂炭，犹未瓦解，犹未冰泮。然以比来巡幸所过，观之道傍里县之民，一切空室，以避兵卒，甚者田畴荒莱，室庐破毁，生聚不保，满目萧条，殊非来苏望旱之美，传示四方，何以彰德？万一淮泗有警，虏骑群贼俱渡大江，陛下又将深寻幽远，则回顾州县，复为墟邑，必曰：「君王尚且畏避，何以责我守城」？民心观此，安能久忍而无变乱？若不望风呼号以事夷狄，则必推择贤能以自保治。陈胜、吴广因民不忍，而刘项乘之，秦遂灭亡者，盖本于此。今宋祚之再兴在陛下，其遂陵迟不振，亦在陛下。天下记之，野史书之，善恶荣辱之传，亦犹今之视昔。夫汤以七十里而有天下，楚以七千里而为仇人役使，荀卿所以悲而哭之，可不鉴乎？昔宗泽留守京师，一老从官尔，然以至诚鼓动群盗，北连怀卫之民，誓与同迎二帝，皆相听许，尅期而应者，无虑数十万人。不幸泽死，其志不就，复为潜善、伯彦所深嫉，故无以泽所谋达宸听者。以此知人心未厌二帝之德，况于陛下身为子弟，诚欲北向而有为，臣将见耰锄锬于长锻，奋臂威于甲兵，举四海为陛下之用矣。或闻宇文虚中踵邦昌，刘豫受虏命，专制山东，若陛下亲总六师，遣一介之使往谕至意，开示大义，许以茅土，资其兵力，彼之顺命，犹反覆手，皆非甚难，独在陛下断与不断、为与不为尔。夏国事宜，张浚已行措置，得其听信，稍舒西顾之忧，则关中尚可经营，不至遽失。淮南荆襄藩蔽，接连山东，合从掣肘之患，则虏人所守者数千里之地，兵势必分，力不得合。批亢捣虚，攻其不备，多方以误之，不厌不倦，以十年为期，陛下必能扫除妖氛，一清国步，修上京之庙貌，都巩洛之神皋，远迓父兄，归安凤阙，再修仪物，永固龙图。陛下于此时，忧愤方已，岩然南面，称宋中兴，永永万年，欣怀无斁，其与惕息奔走，忍耻临危有如今日，岂不万万相绝哉！臣本疏外之踪，无所知名，误蒙殊异。重惟职司注记，掌书言动。丧乱已来，典籍废缺，官业不举，素餐是愧。况睹寇仇未殄，戎虏凭陵，致陛下銮驾徬徨，百姓未知死所。臣子之义，有殒无辞，有知不言，有言不尽，茍非畏祸，即是欺君。震怛于中，不能自已。戆愚抵首，理合诛夷，宽仁如天，恃以无恐。茍或其言可采，有补大猷尺寸之功，垂名竹帛，是古人所荣，微臣之至愿也。伏惟陛下留神察而赦之，幸甚。

滕，姬姓，文王之昭也。春秋时，以小国介齐、楚之交。汉、魏、晋，世不乏人。至唐有讳令琮，为国子司业者，子孙蝉联，绵十馀世，谱牒相传。曰尧臣，任卫尉寺丞，于公为曾祖。曰公绰，任宣德郎，于公为祖。曰友，任朝请大夫，于公为皇考。以公贵，皆赠东宫师傅官，妣、祖妣皆封郡夫人。公讳康，字子济，应天府宋城人。年十六，补太学生，俊迈绝人，诸老生皆屈辈行与交。既冠，擢崇宁五年进士第，调通州司理参军。秩满，升晋州观察推官。试学官，中之，除兴元府府学教授。首冠词学兼茂科，入秘书省为正字。公以轶材进，滞儒馆三年有馀，人为公不满，公处之裕如。久之，迁著作佐郎、尚书工部员外郎。入对，敷奏详明。徽宗喜曰：「顷得卿词学，程文甚敏」。盖有意用公，而不为当路所右。岁馀，裁移礼部。又数年，为国子司业。连丁内外艰，服除，而靖康二年，金人至京师，时上开元帅府济州，即以檄召公，有「词学精赡，明习宪章」之语。公至济州，率先群臣劝进，请筑坛如高邑故事。乃除公太常少卿，相登极礼仪。其告天及肆赦之文，皆出公笔，词旨激扬，闻者无不感动流涕。寻擢起居舍人、权给事中，进起居郎，兼讨论祖宗法度检讨官，试中书舍人。公忠精出于天性，平时临事，未尝诡随。及居论思之地，知无不言，见有未合，公论者必反复开陈，蒙上听纳而后已。显谟阁直学士孟忠厚，乞用父任减年，转朝奉郎。公因言：「忠厚，隆祐太后之侄。太祖、太宗以来，无母后兄弟之子班侍从者，故日者给舍交章论列，乞换忠厚右列。陛下方色难以奉母后，故未即施行，其如中外之情未厌。愿少垂省览，以毋违祖宗成宪」。从之。武义大夫康义用登极恩迁遥郡刺史，公封还词头，力陈「陛下即位以来，凡发号施令、立政造事，必法祖宗彝宪。惟能法祖宗，故能得人心而当天意。邢焕，中宫之父也，孟忠厚，隆祐太后之侄也，犹曲从人言，易戎班之秩。康义何人，乃敢紊彝宪如此？义者，内侍康履之父也。自古召乱之源，不出于外戚之挠法，则出于内侍之干政，汉、唐可鉴。登极恩各迁官一等，天下之至公也，祖宗以来，未之或改。康义乃以御宝批降特旨迁一官，而暗升五等之秩，观此有异于墨敕斜封之时乎」？凡再降旨令行下，终不从命，人莫不重公有守。后军统制韩世忠以不能戢军赎金，公言：「世忠偏裨，无赫赫功，祗缘捕盗微劳，躐官数等，位亚节旄。人所以未有言者，以方群盗充斥，姑责其后效。比卒伍背叛，至夺御器，逼谏臣于死地，恬不知罪，致臣僚论奏，乃止罚金，将何以惩后」？世忠降一官。知江州陈彦文，用刘光世保奏，录其守城功，迁龙图阁待制。公以光世之章，前后牴牾，阁而未下。宰相力主彦文，趣公行词，公言：「给舍缴驳，命以次官，行下两省，故事也。陛下以臣言为是耶，当更下监司覈实，次第推赏，先及城守官兵，而后彦文进职。以臣言为非，循国家故事可也」。论列谆谆不已，大失宰相意。会有布衣试后省者，不合体式，而公以文理优长取之。谏官李处遁迎合论奏，遂除公集英殿修撰、提举杭州洞霄宫，众论为之不平。未几，车驾幸平江，再除中书舍人。及陛对，奏疏乞寅畏天命，固安人心。其略曰：「去岁郊礼前数日，太阳示变，验之图史，为异甚大，而日官不以闻，廷臣不知告，使陛下修厥事以应天者未至。比逆臣敢萌不轨，天之示象，前已著明，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。陛下即位，行再岁矣，恩倖敛怨而几蹈覆辙，奸宄犯顺而未即授首，陛下盍察人心所向，而少留圣意乎？今恻怛爱民之政徒为空言，而百姓不以为恩；哀痛责躬之诏不著事实，而四方不以为信。忠佞并驰而多士解体，刑赏失当而三军沮气。臣愿陛下取建炎初元以来所下诏书、所举政事，熟思审度，得无一二类臣言者，望参稽得失而罢行之」。上褒谕有谏臣之风，除左谏议大夫。公在谏省旬日，封章屡上。上称其知大体，遂有意登用，擢翰林学士，面奖再三：「卿言甚忠，非卿孰为朕言者」？翌日，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建炎三年，天子反正，宰相吕颐浩建幸武昌为趋陕之计，既还建康，又建欲尽弃中原，焚室庐，徙居民于东南。公力持不可。时在谏省，语御史中丞张守曰：「吾曹当以死争」。既执政，又恳言之，上悟而止。颐浩叹曰：「公真执政之才也，孰能受命二日而决此大计乎」？谏官袁植请诛黄潜善、汪伯彦，公言：「傥如植言，伤陛下好生之德矣」。上首肯久之，即批出罢植谏职。翌日见上曰：「昨日观罢袁植之命，有『忠厚之言未闻，杀戮之事可戒』。大哉，王言也！太祖以来，未尝戮一大臣，国家历祚绵长，过于两汉者，此也」。上大悦。李成遣属官至金陵，力求淮南，吕颐浩欲从之。公曰：「此养虎遗患也。成已命知徐州，迁延不赴，莫若趣其之任，使远迩闻之，知朝廷之命必行。成既情得，靡然退听」。陕西进马，上择其一良者独赐公，且诏应恩数并依同知枢密院事。无何，诏恭请太后奉神主之江表，以参知政事李邴权知三省枢密院事，公为资政殿学士，同之从卫以行。邴辞疾，则又命公权知，刘珏为贰。赐公亲笔手诏，凡百四十六言，极褒嘉之辞，许缀宰执班奏事，寓治都堂。公从卫至洪，刘光世统大军为屏翰。光世不能守，金人渡江，乃退保虔州。殿中侍御史张延寿不知曲折，极口诋公，于是落职，提举亳州明道宫。延寿言之不已，又责授秘书少监，分司南京，永州居住。未期年，许自便。其年九月，复左朝请大夫，依前宫祠。绍兴二年九月某甲子，薨于江西，春秋四十有八。元室常氏，赠右谏议大夫安民之女，封咸宁郡夫人。一子曰珙，某官。二女，为某官管镇、某官梁兴祖之妻。孙男女六人。有文集二十卷、《翰墨丛记》五卷、《韶武遗音》三卷。绍兴三年四月某甲子，珙奉公葬平江府吴县至德乡华山。绍兴八年三月，追复龙图阁学士。藻与公同为建炎元年中书舍人者也，闻公立朝吁谟献替之馀，莫详于藻。谨择其大者书之，而系之以铭。铭曰：

自古明盛，繇臣纳忠。靡怀不陈，无壅不通。在贞观世，贤哉郑公。封章敢言，日沃帝聪。政否斯替，卒成治功。至诚爱君，夫孰与同？公兴其后，独绍乃风。造膝衮衮，略无隐衷。言听谏行，帝旌匪躬。遂参兵柄，颇牧禁中。折冲销萌，应变不穷。国以兴起，宛如镐丰。上方畴咨，分陕忽东。天胡中夺，年未及翁。邦国殄瘁，筹帷一空。应期而来，神复返崧。琢词于阡，用赫厥终。

建炎三年三月一日，中书侍郎朱胜非拜尚书右仆射。五日，苗傅、刘正彦叛，尊皇帝为太上皇帝，皇子即皇帝位，隆祐太后同听政，制除傅庆远军承宣使、御营使司都统制，正彦渭州观察使副之。六日，赦书上太上皇帝徽号，曰「睿圣仁孝皇帝」，大赦天下，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。除傅属官张渠、马柔吉、王世修并为直龙图阁，王钧甫为右文殿修撰。十日，改元明受，其诏曰：「稽日月有临之义，合天人合受之公」。御史中丞郑瑴言：「近日朝廷差除行遣，多出傅、正彦之意。二人出入都堂，殆无虚日，外议喧然。若上下共由此道，国家兴丧未可知也，乞严赐戒敕」。时礼部侍郎张浚纠合义兵于平江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自江宁以兵来会。十二日，百官始朝睿圣宫。十三日，诏召吕赴阙，除张礼部尚书，傅、正彦节度使。吕、张皆不受命，诏责张散官，郴州安置，张又不受命。吕、张等移檄讨逆。二十三日诏，「访闻有侍从掌兵之官，不晓授受本末，不计社稷安危，轻易以惑人心，迁延而违诏命」。盖指张也。已而吕、张皆奏乞复辟。二十四日，诏降睿圣皇帝为皇太弟、天下兵马都元帅、康王，皇帝为皇太侄，监国。二十五日，郑瑴留百官班，乞全台上殿，乃召郑瑴与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对。二人力争其不可，又至都堂争之，遂寝前诏。四月一日，复辟。三日，义兵至临平，傅、正彦遣兵拒战，大败，乃遁。于是诏赐郑瑴曰：「顷者逆徒作难，将臣扇凶，胁制朝廷，行其私意，大臣俛首，惟其所为。卿适在中司，义行正色，不为室家之计，屡陈社稷之言。虽文武协规，外有勤王之举；而忠义奋发，亦由守节之臣。迨兹还政之初，特有枢机之授」。今观朱丞相《渡江遭变录》，其秘谋奇计，固多世人所不知者，然其间大节目往往不见。又六日赦书上徽号，曰「睿圣仁孝皇帝」，今但云上幸别宫，继有旨称「睿圣太上皇帝」。然则赦书谁所定？所谓有旨者，旨安所自出哉？又改元明受，乃三月十日，而以为十八日。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圣宫，今但于幸别宫之下，云宰执百官皆从侍卫如仪而已。张丞相所上表，其略云：「当今外难未宁，内寇窃起，正人主忧劳自任、马上求治之时。恐太母以柔静之身，皇帝以幼冲之质，端居深处，责任臣寮，万一强敌侵凌，不肯悔祸，则贰百年宗庙社稷之基，拱手而遂亡矣。臣愚不避万死，伏愿太母陛下、皇帝陛下特轸宸虑，祈请睿圣，念祖宗委托之重，思二帝属望之勤，不惮勤劳，亲总要务，居形胜之地，求自治之计，抑去徽名，用柔敌国。然后太母陛下、皇帝陛下监国于中，抚定江右。如此则于国家大计似为得之。如以臣言为然，乞行下省司，令率文武百寮祈请施行」。贴黄云：「臣伏睹睿圣皇帝春秋方鼎盛，而遽尔退避，恐天下四方闻之，不无疑惑。万一恐生他事。更乞睿断，详酌施行」。今《渡江遭变录》但云张乞主上贬损位号、柔服敌情而已。既改抑去徽名为贬损位号，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语皆不载。盖所谓徽名者，乃是时所上「睿圣仁孝皇帝」之名，其与位号不同矣，而差误疏略如此，果何意耶？贼徒凶焰而冯康国以布衣单骑冒险入城，说谕傅等。其死生未可知，乃谓遣康国者，欲成就一官爵耳。责张丞相散官，郴州安置，而止云罢礼部侍郎。谓檄书到，反正事已成，然二十四日诏乃云云如此，何也？临平之战，而以为未尝战斗；勤王檄云「天下共诛之」，而谓「事若至此，虽诛何益」？又因说再贬汪、黄二相，而谓「张丞相为黄潜善所知，且黄虽误国，岂不容其知人？况是时为执政者，其与黄同乎异乎」？窃谓遭变反正事之，细微曲折固不一，然其本末大槩，则有不可掩者。是以摭其事实备论之，庶几是非有考焉。

訦尝伏读国史，建炎元年，驾在南京。八月壬午，杀陈东、欧阳澈，李纲罢左仆射，黄潜善为右仆射。十月，幸扬州。二年十二月，黄潜善迁左仆射，汪伯彦为右仆射。三年二月壬子，上渡江，至平江下罪己诏。壬戌，次杭州。乙未，陈东、欧阳澈各赠承事郎，与有服亲一人迪功郎，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。丙子，诏求直言。考其年月，两诏皆出大父文肃公之笔。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为兵部侍郎，自扬来杭，实兼直学士院，今所赐御劄具存。参知政事楼公尝跋罪己诏，有曰：「高宗皇帝当否运之后，自罪感悔，不啻不敢自文，惩艾之深，下视秦穆公，又得文肃李公为词臣，有以发扬之，所以成中兴之业也」。又跋云：「建炎罪己诏，已恭题于后。户部侍郎臣李訦又示以高宗皇帝御书求直言诏，又知此诏为邴所草。高宗不以为讳，以宸翰宣布，所谓『宰臣非才』，谓黄潜善；『匹马南渡』，盖深悔维扬之变。言不激切不足以耸动四方，当刻石以传永久」。呜呼！前一诏则修撰公未赠恤之先，后一诏则赠恤之翌日也。罪己而勃兴，于以仰高宗之所以圣；杀身以成仁，于以见修撰公之所以忠。嘉定六年中伏日，朝议大夫、敷文阁待制、新知建宁府军府事李訦书。

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，一大事而已：二陵之仇未报，故疆之半未复。此一大事者，天下之公愤，臣子之深责也，或知而不言，或言而不尽，皆非人臣之义也。虏并兼强大而难攻，故言者皆曰「当乘其机」；积久坚固而不可动，故言者又曰「当待其时」。夫究极本末，审定计虑，而识所施为之后先，然后知机自我发，非彼之乘；时自我为，何彼之待！今之率易苟且，习闻卑论而无复振起之实意，则固以为必当乘机，必当待时，以缓岁月而误大事，是必然矣。且虏知其不可以羁制中原久矣。黏罕之立伪楚、伪齐，挞懒之还五路、河南，今酋之初又议割白沟以南而定盟好，盖其本谋未尝欲于河东、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。颜亮虽威胁天下，而北方起事以归命者固已系踵；我之偏师虽浪战无律，亦能捣陕、虢，摇关辅，得其要郡而守矣。然则虏之所谓难攻者岂真难，而不可动者岂真不可哉？此姑未论可也。方今之虑，正以我自有所谓难，我自有所谓不可耳。夫我自有所谓难，而不知变其难以从其易；我自有所谓不可，而不知变其不可以从其可；于是力屈气索，甘为退伏，常愿和好，抽兵反戍，拱手奉虏，而暂安于东南。臣以为此今日之大患，所当先论者也。陛下感念家祸，始初嗣位，葺两淮，理荆、襄，慰绥蜀道，安集归正人，立忠毅、忠锐等军，教民兵、弩手，新城壁，造器械，讲马政，籴米储货，处处桩积。臣诚愚陋，窃计陛下志望广远，中夜太息，何止一事哉！然而二十六年于此，终未能奋发明诏，有所举动者，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，积今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。盖其难有四，其不可有五，臣请得为陛下条陈之。夫重誓约，畏先事，以金币啖虏，本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耳。既隳于契丹，复成于女真，以至浮海再三而谋夹攻，费数百万以买空燕，则又宣和之新画也。故斡离不之始至也，不过责纳张觉、纷乱元约而已；黏罕复至，又不过责悔割三镇及閒结余睹而已；青城之辱，忍复陈之，则又不过以为当如誓书而已。是三役者，可谓覆灭天常，神理不容之巨罪也。然虏自以彼直我曲，用兵有名，而国家遂为之包容垢耻，恬受奇祸，窜逐议臣，降诏谢过。建炎未和，则祈请不绝；绍兴既和，则绌损不较；册命行于至尊，陪隶施于宰辅。赖陛下威灵远畅，始得以匹敌往来尔。置不戴之仇而广兼爱之义，自为虚弱，既已久矣。陛下欲尚加回护，阴俟他隙，则愤怒未昭，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；若流涕行诛，显示决绝，而国信所藏，典故具在，亦恐天下之大义，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。此则国是之难一也。国之所是既然矣，而士大夫之论何独不然！故不以贼虏为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当，不责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；弃三镇则同议者皆是，割大河则签书者不疑。至于秦桧，遂行其「南自南、北自北」之论。汤思退从而效之，撤守弃地，开门纳敌，几危于隆兴之初。王之望、尹穑翕然附和，更为务实黜虚、破坏朋党、趋赴事功之说，相承至今。况守已撤矣，地已弃矣，和亲成矣，尚何实之可务，何事功之可赴哉？虽然，此犹小人之论耳。至若为奇谋秘画者，则止于乘机待时；忠义决策者，则止于亲征迁都；沈深虑远者，则止于固本自治；高谈者远述性命，而以功业为可略；精论者妄推天意，而以夷夏为无辨。小人之论如彼，君子之论如此。陛下欲询众谋，则流言成市，互为废兴；若断以独志，则虑之不尽，事难轻发。此则议论之难二也。女真方之前世，非勍虏也。然而童贯逃师于始至，种师道玩寇于被围，李纲失守于太原，李回扫迹于河上，黄潜善不知南渡，杜充未战迎降，赵鼎持重，迄无定算，张浚经略，屡致奔溃。此皆国家受付托、委心腹之大臣也，贤佞虽异，败事岂殊！陛下遍览往策，当艰难鼎峙之时，岂无杰材异禀、克就勋绩者乎？今环视诸臣，前者后者，迭进迭退，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议论者谁乎？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？以奔趋官簿为阀阅，以句校朱墨为详练；能缚一奸民，遂自许为有智；能斩一黥卒，遽自负为有勇。其怀利尚同，毁伤善类，阴塞正路，谋以力据要津者，充满内外。陛下欲倚赖此徒，责骥足于蹇步，固无可言；若出意收拾，拔于度外，则又孟浪欺谩，无足凭仗。此则人材之难三也。国家规模，特异前代。本缘唐季陵夷，藩方擅命，其极为五代废立、士卒断制之祸，是以收揽天下之权，铢分以上悉总于朝，上独专操制之劳，而下获享其富贵之逸。故内治柔和，无狡悍思乱之民，不烦寸兵尺铁，可以安枕无事，此其得也。然外网疏漏，有骄横不臣之虏，虽聚重兵勇将而无一捷之用，卒不免屈意损威以就和好，此其失也。论者方偏乐安靖，以为宁有外虞而无使内变，课其功效固已过于汉、唐远矣。且靖康之事，未闻我有一城一邑敢为叛命，而坐视胡虏长驱深入，惕息待死，屠戮之惨，与五代何异！其得失之算，岂不明哉！夫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，故李纲请裂河南为藩镇，范宗尹尝割边面为镇抚，皆随以废格。陛下循守旧模，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，则形势乖阻，诚无展力之地；若顺时增损，则其所更张，其所动摇，关系至重，岂得易言！此则法度之难四也。虽然，是四难者，特其精华景象而已，计其事实，又有甚不可者焉。古者以民为兵，不以兵为民；因事以养兵，不养兵以待事；兵聚则求战，不聚则不敢战。今食钱自日百钱以上，家小口累仰给于官，国力不供而常有饥寒之色，是以兵为民也；北方无事二十馀年，终不解甲，是养兵以待事也；养兵如故，和亲亦如故，是聚兵而不敢战也。今营、屯、厢、禁，见卒至六十万，群校贵将，廪禄无算，外虚州县，内困朝廷，盖兵以多而遂至于弱矣。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一也。昔固有以乏财为患矣，未有皇皇汲汲，取之无度，如今日之甚者也。自漕司造船、督府犒军而酒价十倍，和买、折帛行而民有二赋，免役钱起供而役法弊，盐袋钱增添而盐筴尽，头子，勘合、免丁、牙契无不增钱，而州县之间益以苛碎。大抵经总制钱为州之害，月桩、板帐为县之害，而西蜀折估、青草、水脚、对减、激赏、隔漕名色，其患苦又为特甚。天下之钱，岁入于官者八千万缗，而支费常不足，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。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二也。夫诛讨仇贼，脩立大事，使不愆紊，是人主宰相之任也；整挈纲目，振举小治，使不失时，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；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。今自检正、都司、六部列属以及寺监，皆纲目之所在也；受成吏手，能否莫辨，贿赂公行，关节交市，民冤不直，事滞不决。小治若此，况大事乎！盖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。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三也。夫以官听吏，疲愞之名，人情之所避也，然而不免焉。何也？国家以法为本，以例为要。其官虽贵也，其人虽贤也，然而非法无决也，非例无行也。骤而问之，不若吏之素也；暂而居之，不若吏之久也；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不若吏之悉也；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。官举而归之吏，则朝廷之纲目，其在吏也何疑！夫先人而后法，则人用；先法而后人，则人废；不任人而任法，则官失职而吏得志矣。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四也。法虽用矣，人虽废矣，然人材之定品，孰堪为某官，孰不堪为某官，孰宜为小，孰宜为大，其可用之实犹在也。今也任职则以人为可废，择官则为人之饵，学科举，挂名荫，计级而升，循途而进，无不可为者，何贤何不肖，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！廉耻日阙，名实日丧，风俗日坏而不可救。盖不任人而任法之弊，遂至于不用贤能而用资格耳。此举天下以为不可动者五也。是之谓不特四者精华景象之难变，而五者事实之尤不可动者也。夫国是难变，议论难变，人材难变，法度难变，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动，财多而乏不可动，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动，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动，不用贤能而用资格不可动。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，激之以志节而俗愈媮；右列未能登进勇爵，而儒生或以见薄为愧；信臣未足承接密旨，而外廷或以见疏为疑。公卿大夫，私窃告语，咸以今之事势举无可为者，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长子自足而已，岂非今之实患深害，一大事之残贼者欤！沿习牵制，非一时矣。其利害当讲，其虚实当明，其是非当断，其废置当决。不讲，不明，不断，不决，陛下之志虽欲有为，将何恃而独行哉？一世之人维絷手足，涂塞耳目，失正性矣，岂知君仇之当报而为陛下尽死力哉！臣故曰二十六年于此，终未能奋发明诏有所举动者，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，积今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。然则其难者岂真难乎？其不可者岂真不可乎？盖自古人君，有虽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势，以卒于无成者矣。陛下则不然。以陛下之圣之武，之勤之明，博学远览，绝识独睿，汉之宣帝、光武，唐之太宗，皆不及也。讲利害，明虚实，断是非，决废置，在陛下所为耳。大义既立，则国是之难者先变矣；陛下之国是变，则士大夫议论之难亦变矣；群臣之在内者进而问之，在外者举而问之，其任是事者亲用之，其不任是事者，斥远之，则人材之难亦变矣。变国是，变议论，变人材，所以举大事也，其所当顺时而增损者某事耳，非轻动摇而妄更易也，则法度之难亦变矣。四难既变，则兵以多而弱者，可使少之而后强也；财以多而乏者，可使少之而后裕也。然后使官与吏相制而不制于吏，使人与法相参而不役于法，使贤能与资格并行而不屈于资格，皆无不可动之患矣。期年必变，三年必立，五年必成，二陵之仇必报，故疆之半必复，不越此矣。臣故以为机自我发而非彼之乘，时自我为而何彼之待者也。若置而不论，因而不改，则我之所谓难者真难矣，虏岂复有易攻之机！我之所谓不可者真不可矣，虏岂复有可动之时！亶之废，亮之殒，斡鲁之叛，皆彼之机也，我何乘焉？彼之时也，我何待焉？臣故以为率易茍且，习闻卑论，缓岁月而误大事者也。臣昼诵夜思，审观天意，稽考人事，十五年矣，今日始得对清光，发绪论，陛下加听之，愿反覆诘难以究其始末，非独臣之幸，天地祖宗之灵所以望于陛下也。

唐末藩镇自擅，财赋散失，更五代而不能收，加以非常之变屡作，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，而财之匮甚矣。故太祖之制诸镇，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。既而僭伪次第平一，诸节度伸缩惟命，遂强主威，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，财在上也。至于太宗、真宗之初，用度自给，而犹不闻以财为患。及祥符、天禧以后，内之蓄藏稍已空尽；而仁宗景祐、明道，天灾流行，继而西事暴兴，五六年不能定。夫当仁宗四十二年，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，而财用始大乏，天下之论扰扰，皆以财为虑矣。当是时也，善人君子，以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，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，皆安其心于不能。所谓精悍驵侩之吏，亦深自藏抑，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。虽然，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，愁劳苦议乎盐茗、榷货之间而未得也。是以熙宁新政，重司农之任，更常平之法，排兼并，专敛散，兴利之臣四出候望，而市肆之会，关津之要，微至于小商、贱隶什百之获，皆有以征之。盖财无乏于嘉祐、治平，而言利无甚于熙宁、元丰，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，旷然大变其俗矣。崇、观以来，蔡京专国柄，托以为其策出于王安石、曾布、吕惠卿之所未工，故变钞法，走商贾，穷地之宝以佐上用，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，富足以备礼，和足以广乐，百侈并斗，竭力相奉。不幸党与异同，屡复屡变，而王黼又欲出于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。加以平方腊则加敛于东南，取燕山则重困于北方，而西师凡二十年，关、陕尤病，然后靖康之难作矣。方大元帅建府于河北，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，盐钞数十万缗而已。及来维扬，而黄潜善、吕颐浩、叶梦得之流，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，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。况乎大将殖私，军食自制，无复承统。转运所至，刬刷攫挐。朝廷科降，大书文移，守令丞佐，持巨校，将五百，追捉乡户，号痛无告，赃贪之人又因之以为己利。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，添酒、折帛、月桩、和籴，皆同常赋，于是言财之急，自古以来，莫今为甚，而财之乏少不继，亦莫今为甚也。自是以后，辛巳之役，甲申之役，边一有警，赋敛辄增，既增之后，不可复减。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，比于汉、唐之盛时一再倍；熙宁、元丰以后，随处之封桩，役钱之宽剩，青苗之结息，比治平以前数倍；而蔡京变钞法以后，比熙宁又再倍矣。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万缗，其大半不可钩考。然要之渡江以至于今，其所入财赋，视宣和又再倍矣。是自有天地，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。然其所以益困益乏，皇皇营聚，不可一朝居者，其故安在？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，此善于为国者也。古者财愈少而愈治，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；古者财愈少而有馀，今者财愈多而不足。然则善为国者，将从其少而治且有馀乎？多而不治且不足乎？而况于多者劳而少者逸，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？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：一曰经总制钱之患，二曰折帛之患，三曰和买之患，四曰茶盐之患。四患去则财少，财少则有馀，有馀则逸。有馀而逸，以之求治，朝令而夕改矣。何谓经总制钱之患？昔李宪经始熙河，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；其后童贯继之，亦曰经制。盖其所措画，以足一方之用而已，非今之所谓经制也。方腊既平，东南残破，郡县事须兴复，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，移用诸路财计。其时所在艰窘，无以救急，故减役钱，除头子，卖糟酵以相补足。靖康召募勤王兵，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，强括民财以数百万计，已散者视若泥沙，未用者弃之沟壑。维扬驻警，国用益困，吕颐浩、叶梦得实总财事，四顾无策，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。其说以为「征商虽重，未有能强之而使贩；卖酒虽贵，未有能强之而使饮。若头子之类，特取于州县之馀，而可供猝迫之用」。梦得号为士人，而其言如此，盖辨目前者不暇及远，亦无怪也。然其所取，止于一二百万而已。其后内则为户部，外则为转运使，不计前后，动添窠名。黄子游、柳约之徒，或以造运船，或以供军兴、递添酒税，随刻头子，赵鼎、张浚相继督师，悉用取给。而孟庾以执政之重，当总制之名，耆户长、壮丁雇钱始行起发，役法由此大坏。一制并出，色额以数十计。州县之所趁办者，本不过数条，瓜剖棋布，皆以分隶，一州则通判掌之，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。胥吏疲于磨算，属官倦于催发。酒有柳运副、王祠部、都督府二分本柄、亏折官本；茶有称头、篰息、油单、靥面，商税有增添七分，免役有一分宽剩，得产有勘合，典卖有牙契。至于后也，僧道有免丁，截拨有糜费。故酒之为升也几至于二百，头子之去贯也至于五十六；而其所收之多也，以贯计者至于千七百万。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，户部经常之用，十八出于经总制。士方其入仕，执笔茫然，莫知所谓，老胥猾吏，从旁而嗤之。上之取财，其多名若是，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，江、湖为月桩，两浙、福建为印板帐，其名尤繁，其籍尤杂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于此。向之学士大夫，犹有知其不善，叹息而不能拯。今之新进后出者，有智者矜，有力者奋，视两税为何物，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？臣尝计之，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，其时青苗、免役之所入，公上无所用；坊场、河渡免行，茶场、水磨、碓垛之额，止以给吏禄而已。前有薛向、后有吴居厚，可谓刻薄矣；蔡京继之，行钞法，改钱币，诱赚商旅，以盗贼之道利其财，可谓甚矣；然未有收拾零细，解落贯陌，饮人以不赀之酒，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。盖王安石之法，桑弘羊、刘晏之所不道；蔡京之法，又王安石之所不道；而经总制之为钱也，虽吴居厚、蔡京亦羞为之。至其急迫皇骇，无所措其手足，则虽绍兴已来号为名相如赵、张者皆安焉，又以遗后人。而秦桧权忮，劫胁一世而出其上，及其取于弃馀琐屑之间以为国命者，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！故经总制钱不除，一则人才日衰，二则生民日困，三则国用日乏。陛下诚有意加恩天下，以图兴复，以报仇怨，拔才养民，以振国用，在一出令而已。何谓「人才日衰」？本朝人才所以衰弱，不逮古人者，直以文法繁密，每事必守程度，按故例，一出意则为妄作矣。当其风俗之成，名节之厉，犹知利之不当言，财之不当取。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，而犹未甚离也。今也不然。其平居道先古，语仁义、性与天道者，特雅好耳，特美观耳，特科举之馀习耳。一日为吏，簿书、期会迫之于前，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。曰，「彼学也，此政也」。学与政判然为二。县则以板帐、月桩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，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。夫置守、令、监、司以寄之人民社稷，其所任必有大于此者。而今也推是术以往，风流日散，名节日坏，求还祖宗盛时，岂复可得！是则人才日衰者，经总制钱使之也。何谓「生民日困」？俗吏小人之说，必曰「经总制钱者，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馀；而板帐、月桩，各自以力趁办，其于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歛也，赢缩多少，惟人而已」。臣请以事验之。知州去民尚远，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。月桩、板帐、多者至万馀缗，少者犹不下数千缗。昔之所谓窠名者，强加之名而已；今已失之，所以通融收簇者，用十数爪牙吏，百计罔民，日月消削。盖昔之号为壮县、富州者，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；今之所谓富人者，皆其智足以兼并，与县官抗衡，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。若夫齐民中产，衣食仅足，昔可以耕织自营者，今皆转徙为盗贼冻饿矣。若经总制不除，州县破坏，生民之困未有已也。何谓「国用日乏」？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，昔三代、汉、唐不能逮焉，所以裕国也，而何乏之敢言？陛下知夫博者乎？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，皆其本先竭者也。为国有大计，自始至末，必有品节条章，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？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，又从而刻削其头子，卖酒取数倍之息，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？使国不贫，宜不至此；既至此矣，何以能富？故经总制钱不除，则取之虽多，敛之虽急，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。今欲变而通之，莫若先削今额之半，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。然后令州县无敢为板帐、月桩以困民，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，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，使稍修牧养之政。其次罢和买，其次罢折帛，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。若此，则人才不衰，生民不困矣。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，兵多使之也。财与兵相为变通，则兵数少而兵政举，若此则国用不乏矣。陛下岂有爱于多财多兵哉？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。一举而天下定，王业之所由始也。何谓和买之患？经总制钱之为患也，自州县而后至于民，民犹怨州县而后及于朝廷，和买则正取之民而已。国以二税为常赋也，岂宜使经用有不足，于二税之内而复有所求哉？经用不足，则大正其名实可也。承平以前，和买之患尚少，民有以乏钱而须卖，官有以先期而便民。今也举昔日和买之数委之于民，使与夏税并输，民自家力钱之外，浮财营运，生生之具，悉从折计。且若此者，上下皆明知其不义，独困于无策而莫之敢蠲耳。陛下断然出命以号天下曰：「自今并罢和买。取和买之为上供者所用䌷绢，惟军衣未可裁损，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，格令之所应与者，一切不行可也」。和买既罢，取民之名正，义声畅于海内矣。何谓折帛之患？支移折变，昔者之弊事固多矣，而今莫甚于折帛。折帛之始，以兵兴绢价大踊至十馀千，而朝廷又方乏用，于是计臣始创为折帛。其说曰「宽民而利公」。其后绢价既平，而民之所纳折帛钱乃三倍于本色，既有夏税折帛，又有和买折帛。且本以有所不足于夏税，而和买以足之，今乃使二者均折，于事何名而取何义乎？其事无名，其取无义，平居自治其国且不可，而况欲大有为于天下乎！虽然，折帛之为钱多矣，所资此以待用者广矣，陛下必钩考其凡目，而后可以有所是正。若经总制钱不减，和买折帛不罢、舍目睫之近而游视于八荒，此方、召不能为将，良、平不能为谋者也。何谓茶盐之患？榷之太甚，利之太深，刑之太重，此其事已在于建炎、绍兴之先。今用度既繁，经制未能一一复古；减经总制，罢和买、折帛而舍茶盐，则无以立国，故最在后。虽然，榷之不宽，取利不轻，制刑不省，亦终不可以为政于天下。使措置诸事有绪，二三年之后，臣请言之。

孔公讳宗旦，为邕州司户，知侬智高必反，以告州守陈拱，手书面请累十馀次。拱曰：「司户狂耶」？智高反，南方数千万人死，拱降贼死，孔公骂贼不降亦死。其初拱之自待与待公但分狂与不狂耳，由今观之，狂者乃并坐不狂者受祸，哀哉！不知世所谓不狂者，其面目果何等？想见神气绝痴，略无思虑，多寝饱食，视听昏而肉甚丰也。以狂受骂于斯人者，世岂易得哉？然前古事如孔公比亦甚众，余欲援一二书孔公《家传》后，辄叹息遂已。邕州有狂司户，东京亦曾有狂留守。狂司户见骂于陈拱，狂留守见骂于黄潜善，如此狂者原非恶病。宝祐甲寅秋七月十有九日，庐陵欧阳某寓长沙城中，烛下书以遗公之孙梦高。